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在如何分配财富、让人民享有财富方面未能开辟出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较大压力和居民福利增长缓慢的双重挑战,尽管政府采取了相应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实际提升居民福利的效果有限。“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追求。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福利水平发展速度目前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现状值得引人深思。本文在Lucas（1987）消费等价方法测算福利的基础上,将影响消费者福利的预期寿命、收入不平等因子引入福利测算模型,在计算并分解出我国31省市的福利水平的同时,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方法进一步以这四种因子为基础对福利水平进行分解,以分析我国福利增长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同时将我国2020年居民福利水平与G20成员国进行比对,基于国家之间的福利差异进行分析,据此针对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居民福利差距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对Lucas基准福利模型进行了因子拓展,将全国各省市的福利水平分解为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和收入不平等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这四个因素所属的功能和能力空间,得出我国福利水平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福利体系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总结本文研究内容,有以下结论:第一、将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和收入不平等引入福利模型后,31省市的平均福利水平从98.89%提升至115.99%,但省市间福利水平差异变大,其标准差从31.71%提升至103.99%,福利水平的两极分化情况加剧。第二、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和收入不平等四个因素会影响福利水平的增长,预期寿命、消费、闲暇的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都能对福利水平带来正向提升,其理想状况下的平均提升倍率分别为3.26倍、2.17倍、1.04倍和1.49倍。第三、我国福利体系下的功能和能力空间的发展不均衡,2010-2020年间,我国福利的功能和能力空间分别增长了18%和48%,在能力空间的稳健发展下,功能空间发展停滞不前影响到了福利水平的提升。此外,我国2010-2020年福利水平和GDP分别增长了30%和145%,两者增长的脱钩情况较为严重,经济发展并没有充分带动居民福利增长。第四、我国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以我国福利水平为基准（对应福利水平为100%）,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均显著高于我国,福利水平前三分别为澳大利亚（2601.9%）,日本（2338.2%）和加拿大（1944.8%）。我国福利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仅有微弱优势,在闲暇、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甚至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福利水平稳健增长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