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将金陵文坛的初盛时间定位在弘治到嘉靖中期,历时三朝,涉及的人物众多。本文则主要以顾磷、王韦、陈沂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金陵三俊”的活动为中心,对金陵文坛的初盛与金陵文化之兴盛展开考察。一方面,本文梳理了金陵三俊及其后学推动金陵文化兴盛的历史过程。明朝弘治年间,以顾磷为首的“金陵三俊”崛起于南京文坛。他们与复古派相呼应,倡导学古诗文,开北地复古文风南传之先。其后,随着宝应朱应登的加入,壮大了三俊在金陵文坛的声势,掀起了弘正年间金陵文坛的第一波高潮,从而拉开了明代金陵文坛走向“初盛”的序幕。金陵文化亦初步呈现出汇通南北,兼容并蓄的特性。正德时期,以“三俊”为中心的南京文坛中心人物大多外任,金陵文坛稍稍沉寂。顾磷贬谪全州的经历使其思想逐渐转向理学,远离家乡亦激起了他浓浓的乡愁,激发了其潜在的本土意识。《近言》的撰写,集中体现了顾磷这一时期思想的转向。王韦和陈沂则活跃在南京文坛,频繁地与金陵本地士绅交往。以陈、王二人为中心的文化圈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为嘉靖以后南京本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而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的出版,可谓开金陵本土文化自觉的先声。嘉靖初年,顾磷与王韦皆在金陵,他们频繁地与金陵各类士绅官员宴饮畅游,又向金陵的一班后生讲授诗文之学,加上三俊早年在金陵形成的影响力,以顾磷为中心的金陵文化圈开始逐步形成并兴盛起来。此后,陈沂于嘉靖十二年以老请归,在金陵筑遂初斋,杜门著书,并参与编修《南畿志》,三俊对金陵文化的理解与重构,通过方志的修撰保留下来,融入金陵的历史之中。嘉靖以后,得益于三俊对金陵本地晚辈的提携,以青溪为中心的诗文结社兴盛起来。本文将嘉靖年间的青溪社分为青溪一社和青溪二社。青溪一社是顾磷的直系弟子金大车、陈凤、许谷等,于嘉靖八年所结。此次结社因成员相继出仕离开南京,又,主要成员之一金大车早夭,所以持续时间不长。但他们的结社呈现出以金陵为交游中心的特点,而通过分析金大车的诗集,则可以明显发现其与金陵三俊类似的、徘徊在仕隐与出仕之间的心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俊对金陵地域文化的建构,在他们的学生这一辈得到了传承。而青溪一社的建立及活跃,则更为嘉靖中期金陵文化进一步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青溪二社以顾磷弟子以及顾磷孙辈为主,成员有顾应祥、张之象、顾澄、盛时泰、姚淛、邢一凤、朱曰藩、何良俊、顾履祥、金銮、陈鹤、黄姬水、康裕卿、郭第等,他们主要活跃在嘉靖三十到四十年间。相对于青溪一社,二社不仅约定了具体结社章程,还吸引了诸多金陵以外的文人。其结社的规模之大,活动方式之正规,结社持续的时间之长都是一社不可比拟的。与一社成员以及金陵三俊徘徊在仕隐与出仕之间的心态相比,二社更注重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愉悦。他们的集会虽以讲艺为名,但更偏重于世俗的享乐。甚至在寺庙的集会亦不在于谈佛论法,体会出世的宁静,而以一种嬉戏的心态对待。青溪二社的活动将金陵文坛推向了“初盛”,相对地,将金陵文化带入了新的繁盛期,是研究嘉靖中期金陵风气转向的重要标本。另一方面,本文还剖析了金陵文化兴盛之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金陵本地士绅对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地域文化的认同与自觉心态,乃是金陵文化兴盛的根本原因。以金陵三俊诸人为代表的南京士绅,大多在南京定居超过三代,他们诗词中随处可见浓郁的金陵文化气息,这正是对金陵文化的认同与自豪的表现。金陵三俊们不光从户籍上、更从心灵感情上皈依了金陵。南京城作为大明留都的政治地位与雄伟的宫城建筑则给了南京人无限的自豪与荣耀感。在这种情感的指挥下,金陵三俊在文学创作上一扫中唐以后金陵怀古的忧郁情调,他们笔下的金陵或雄伟或壮丽,他们诗中的情感或豪迈或欢愉,金陵的帝都形象在他们的笔下重新焕发光彩。用文学作品重塑金陵帝都形象之外,陈沂的修志活动则又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不论是山水还是人物,多注意对明朝当代史的记录,为金陵文化的构建加入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