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宗族与区域社会研究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新时期的中国华南宗族研究,指出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取径、学术传承及基本理论与方法。文中首先厘清了新时期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和理论渊源,指出其如何形塑了此后的研究情境、特点与发展趋势。认为,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向、人类学取向和更自觉的历史人类学结合的取向。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代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其中以傅衣凌及其弟子为核心的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对明清福建宗族用力甚勤,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其研究主题包括乡族、族商、家族社会与文化、家族组织等。广东地区的宗族研究,则着重于宗族经济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城镇经济史、赋役制度史和沙田开发等领域。日本学者由于受“地域社会论”的影响,其研究偏向于地域社会、乡绅、市场圈层、赋役制度、里甲制等方面。与此同时,重建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其重心在福建和广东地区的汉人宗族村落社区。在方法上,它接续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了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在研究范式上,虽延续了“宗族乡村”的模式,却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拓展出新的视野。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史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而宗族又成为两者交流的平台。其宗族史研究,与以往中国宗族史研究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方法和视角的转换,形成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而这一取径则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上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于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故而,本文将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置放于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脉络下解读,目的在于通过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论述,提供一个认识当代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