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趋势,将驱动“以地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财政模式转变,“以人为本”的民生支出经历了补偿式的增长过程。然而,以工业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加之“土地财政”模式的难以为继,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不容小视,是城市可持续增长和城镇化有序转型中的主要挑战。与此同时,人口跨城市流动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塑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要空间力量,由此带来的城市收缩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现象,正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新思路,而城市群恰好为此提供了政策平台。基于以上背景与现象,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地方财政压力下的城市生产率的分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收缩、城市群等现象做出解释。首先,在理论层面,本文利用经济学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压力的行为反馈,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的收入激励效应和支出调整效应两个角度,探讨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围绕“规模——密度——距离”三维度的城市属性特征可能呈现的差异化预期结果。除此之外,从市场的角度,探讨了区域融合的一体化效应。接着,本文描述了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阶段与总体特征、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时空分布、地方财政压力与生产率关系的统计特征。然后,本文实证检验了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城市异质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并且检验了地方政府收入激励效应和支出调整效应的中介影响。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从城市“规模”异质性和“距离”异质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生产率的分化问题,本文分别选取了城市收缩和城市群这两个城市发展动态中的新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它们的发生机制及经济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为应对财政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沿着两个方向产生影响效应:收入激励效应和支出调整效应。它们考验着城市的抗风险和持续增长能力。城市之间的差异,影响着地方政府的选择偏好。城市异质性表征的转型能力的差异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进一步导致城市生产效率的分化:（1）城市规模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可能会因地方财政压力的存在而减弱;（2）经济密度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化转型时会出现结构上的分化,具有功能性结构支持（生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高）的高生产密度（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城市更富韧性,经由“产业城市化”的结构升级提高了对财政压力的承受能力;（3）自然赋予的地理优势和制度开放高地的建立,对城市生产率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制度因素则因其矫治资源错配的作用会随着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而变得更加重要。理论分析还表明,城市群具备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特征,二者分别从空间和市场的角度降低了城市间的商品与要素的流动成本,成为城市群发挥集聚经济与功能分工的基础条件,不仅有利于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还有利于中小城市利用“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弥补自身短板,为分化趋势中处于弱势的城市提供政策出路。第二,中国的特征事实与现状分析表明:（1）中国地方财政收支在量的变化上,主要表现为收支差距不断扩大、财政失衡问题突出。为了应对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扩大的财政收支差距问题,地方政府普遍寻求“土地财政”来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城市化的双重目标,反映在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上,是工业税比重的下降和土地出让价款的上升。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政府职能从以经济服务为主逐渐转为社会服务与经济服务并重,“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支出比例持续增大。由此造成了财政缺口与赤字率的不断增长。（2）城市生产率的时空分布与财政压力的变化趋势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生产率逐渐下降且呈现明显的两级分化趋势。（3）城市生产率在城市个体视角和区域视角均存在空间分化特征,表现为相对于非收缩型的城市,收缩型城市的生产率更低;相对于城市群外的城市,城市群内的城市生产率更高。（4）地方财政压力与城市生产率在统计特征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第三,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从全国来看,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存在着显著负向影响,并且三个维度的城市异质性对生产效率的贡献普遍受到了抑制。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地方财政压力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生产率下降约0.0069个单位。（2）分样本的研究表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城市可一定程度上抵御地方财政压力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中部地区的大城市以及具有功能性结构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高）的城市可一定程度上抵御地方财政压力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地方财政压力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从划分城市类型的属性特征角度看,大城市、沿海城市以及缺乏功能性结构支持的高生产密度的城市对财政压力的效率冲击更为敏感;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抵御地方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3）在影响机制与路径方面,城市的异质性特征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行为来应对财政压力。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依赖土地财政支持财政收入增长的策略已经和潜在地不再适用,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应对财政压力将逐渐成为可行的选择。然而,短期内,地方财政压力增大会普遍抑制地方政府对科学教育的支出比例,虽然这种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但却对新旧动能的转换和城市生产率的长期提升非常不利。第四,对城市收缩的现象分析表明:（1）地方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城市收缩现象。具体地,地方财政缺口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城市收缩度增加约0.0033个单位;在纳入城市拥挤效应与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后,基于地方财政缺口程度计算的地方财政压力的相对水平每增加1个标准差,城市收缩度增加约0.0191个单位。（2）城市收缩度在地方财政压力影响城市生产率的过程中显示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财政压力越大的城市可能会因为面临人口的流失而导致效率的损失。收缩性城市与非收缩性城市之间存在效率差异,城市收缩对城市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随时间推移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3）根据城市所处环境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城市周围的城市收缩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越高,对周围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产生的虹吸效应越强。大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且这一效应随着距离逐渐衰减;溢出效应的正负取决于大城市的规模阈值,当大城市规模处于550～1000万的范围内时,对周围城市的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溢出效应;当大城市规模处于1500万以上时,对周围城市的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溢出效应。大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外部性对周围城市的规模、生产率亦产生了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正负取决于大城市的规模阈值。第五,对城市群的现象分析发现:（1）城市群中的城市受到来自不同规模阈值、不同距离阈值的大城市的影响,这在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尤为显著。（2）城市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财政压力对城市规模的不利影响,预防城市收缩的发生;城市群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但是,一旦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发生收缩,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较城市群外的城市更为严重。（3）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扩容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中的城市生产率显著高于非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中的城市,表明扩容对城市的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作为一项风险因素,不仅会对城市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行为,削弱城市已拥有的异质性优势的效率贡献,造成资源配置的人为扭曲和制约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由此导致的城市生产率分化,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本文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转变曾经“以地为本”的工业税制思维,探索建立面向城市化经济的财税体制;（2）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注重挖掘和释放城市异质性的效率优势;（3）完善区域政策的空间指向性,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重点弥补地区和城市发展的短板;（4）动态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升市场一体化在区域要素配置中的基础功能;（5）转变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增量思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