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家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臻于巅峰,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一系列负面后果也暴露无遗。人的自然天性受到荼毒,个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丧失了传统农业社会中所具有的平衡状态。在劳伦斯看来,自己正身处于一个世界全面失衡的时代。为此,他笔耕不辍,以犀利大胆的笔触表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异化的个体,畸形的人际关系以及失衡的人与自然,孜孜不倦地探索重新恢复个体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三重关系之平衡的途径。进而言之,在他看来,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整体;任何一个层面的失衡都会导致其他层面的失衡,或者说任何一个层面的问题都折射出其他两个层面的问题。由此,在“失衡”与“平衡”之间,个体、社会、自然三者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呈现出一种三而一、一而三的系统结构,将劳伦斯的整个人生探索和文学创作联为一体。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劳伦斯的一系列争议性话题,重估其当下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以劳伦斯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平衡”理念为切入点,对其作品中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探讨。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围绕劳伦斯的“失衡”个人经历,追溯其“平衡”理念的来源;对其“平衡”理念进行初步的界定;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正文第一部分从个体自我的角度探讨劳伦斯的平衡理念。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由于机械文明的毒害,物质主义的横行,人类不断地克服或驯化自身的自然性。但当文明性压倒自然性之后,人就日渐走向了片面化。在劳伦斯笔下,人的自然性与文明性分别对应于“血性意识”和“头脑意识”,其作品中的个体则可分为“头脑型”个体和“血性型”个体。在劳伦斯看来,当个体的“血性”为“头脑”所压倒时,其情感与本能层面必会受到压制,从而走向人性的异化。与此同时,个体的“血性”必然反抗“头脑”,呼唤自然天性的复归,从而达到个体自我的“平衡”。第二部分借鉴埃里希·弗洛姆的“占有和存在”关系模式理论,探讨劳伦斯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劳伦斯看来,由于“占有”型价值取向的主导,工业文明时代的恋人关系、家庭关系和阶层关系也发生了失衡,他们试图控制、支配、占有他人以至于人际关系的破裂。针对这一不良态势,劳伦斯提出了“星际平衡”关系模式的构想,呼吁现代人走出自我中心的局囿,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存在”式、分享式、共生式的关系模式,重建人与人关系的平衡。第三部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讨劳伦斯对现代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劳伦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变得疏远、对立。他的作品深刻反思、批判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唯发展主义观念,控诉了人类对自然的无度征服。在劳伦斯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当敬畏自然,回归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人唯有从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和解,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才能克服生态危机,谋求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全面发展。结语部分着重探讨劳伦斯“平衡”理念的内在构成和当下意义。劳伦斯的创作全面地呈现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对未来理想文明的宏大构想,其思想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就此而言,他的“平衡”理念表面上由对理想爱情的思考引出,但实际上贯穿于他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复杂思索。在他看来,个体、社会、自然三者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层面出现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其他层面的失衡,都有可能引发其他层面的连锁反应;任何一个层面要恢复平衡,都离不开其他层面平衡状态的重建。劳伦斯的“平衡”理念虽然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理想色彩,但在精神问题丛生、文化冲突不断、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