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也是交流情感和文化的重要文本。在中国,可唱性歌曲翻译（又名“歌曲译配”）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到21世纪初稍有冷却。而随着薛范著作的出版及音乐剧的引进,国内对可唱性歌曲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能让目的语听众了解歌曲所表达的意思且让译词实现真正的可唱,译者在进行此类翻译时面临诸多限制和挑战,实现上述目标不仅需要译者有良好的翻译水平,还需要通晓乐理知识、具备审美能力。邓映易是20世纪后期久负盛名的可唱性歌曲译者,翻译出了家喻户晓的《铃儿响叮当》、《友谊地久天长》等歌曲。为探讨评析邓映易在进行可唱性歌曲翻译时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可唱及实现可唱的具体做法,本文以Johan Franzon提出的可唱性三维度作为分析框架的骨架基础,结合薛范提出的针对外文汉译的原则进行对应内容填充,得出最终的分析框架。通过质性研究、量化分析、分类研究等方法,对邓映易所译82首歌曲进行分析研究。文中明确了“可唱性”的定义,并对可唱性三维度:语音匹配（prosodic match）、诗意匹配（poetic match）和语义反身匹配（semantic-reflexive match）进行细化。通过分析发现为达到可唱这一目的,在翻译歌曲时,邓映易关注语音匹配中的字数对应和音调对应,擅长拉大空缺和字数超出部分的距离来减轻少有的字数不对应对节奏的影响。与此同时,邓映易常用平音词降低音乐、译文音调对比时出现‘倒字’的风险。在诗意匹配方面,注重押韵以及译文与音乐之间的分隔对应。在用韵方面,倾向于“一韵到底”并且符合现有的“十三辙”和“十八韵”两大用韵规则,译文与音乐之间的分隔对应是其中实现得最好的方面,几乎达到了完美对应。在语义反身匹配方面,邓映易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绪表达,其翻译时尽量贴近字面意思,虽然细节有缺损,但能很好地保证故事的完整性,邓映易也擅于安排字数搭配和用词,使译文情绪传达到位。本研究明确了可唱性歌曲翻译分析所涉及的方面,对完善现有理论有一定推动作用。对邓映易译作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了其在翻译中所使用的技巧,以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较为有效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