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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初级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在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开阔地”式推进。然而，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诱发了一系列令人棘手的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因此，中国制造业亟需从传统要素投入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成为制造业优化升级的核心要义。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直接的中间投入品，不仅开始在都市区集聚，而且其集聚程度更是远超制造业。藉由集聚这种空间组织形式，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那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有力推动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研究，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参考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等的服务任务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模型化表述和推导；然后，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出发，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不同视角系统阐述了集聚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第二，采用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效应，并借鉴Chodorow-Reich和Wieland(2016)等的研究，采用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此外，还从企业所在地区、行业类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组检验，以考察集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第三，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首先，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利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然后，借助中介效应递归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四，从企业资源配置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本部分首先在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企业资源错配的度量指标，来反映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状况，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最后采用递归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通过资源配置机制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具体作用机制分析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方面能够激励研发投入、加快知识溢出、提升人力资本以及深化社会分工，从而增强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资源整合效应，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进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在选取合成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集聚对东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的影响次之，而对西部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集聚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更有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在替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指标、调整样本观察期以及控制地区时间趋势等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第三，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同时，Heckman两步法选择模型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促进企业创新决策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的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沿海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内陆地区；相对于小规模企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强；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更加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第四，资源配置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整体资源错配和不同要素投入扭曲，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化，并且集聚对改善企业资本要素扭曲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大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相对更大；与外资企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土企业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细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效应最大，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并不显著性。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矫正企业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研究，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参考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等的服务任务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模型化表述和推导；然后，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出发，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不同视角系统阐述了集聚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第二，采用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效应，并借鉴Chodorow-Reich和Wieland(2016)等的研究，采用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此外，还从企业所在地区、行业类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组检验，以考察集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第三，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首先，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利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然后，借助中介效应递归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四，从企业资源配置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本部分首先在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企业资源错配的度量指标，来反映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状况，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最后采用递归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通过资源配置机制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具体作用机制分析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方面能够激励研发投入、加快知识溢出、提升人力资本以及深化社会分工，从而增强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资源整合效应，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进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在选取合成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集聚对东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的影响次之，而对西部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集聚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资本、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更有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在替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指标、调整样本观察期以及控制地区时间趋势等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第三，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同时，Heckman两步法选择模型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促进企业创新决策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的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沿海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内陆地区；相对于小规模企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强；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更加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第四，资源配置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整体资源错配和不同要素投入扭曲，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化，并且集聚对改善企业资本要素扭曲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大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相对更大；与外资企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土企业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细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效应最大，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并不显著性。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矫正企业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