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人才是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执行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人才,既承担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也肩负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责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公务员遴选选调制度是行政机关面向公务员队伍或者符合条件的其他群体选拔人才的法定制度,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渐建立起来。公务员遴选选调是复杂的行政行为,兼具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外部行政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才是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执行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人才,既承担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也肩负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责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公务员遴选选调制度是行政机关面向公务员队伍或者符合条件的其他群体选拔人才的法定制度,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渐建立起来。公务员遴选选调是复杂的行政行为,兼具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的特点。当前,我国的公务员遴选选调制度建设十分薄弱,存在着指导理论未及时更新修正、立法滞后缺失、政策理解不一致、编制设置欠规范、纠纷处理机构难以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公务员救济无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的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较为完善,对于我国的公务员遴选选调制度建设很有借鉴意义,美国、法国、日本的诉讼救济制度,扩大了公务员的诉权,拓宽了公务员权利救济渠道,法国设置了人事咨询机构解决了不同用人机关在公务员福利待遇政策理解上的差异,日本的人事厅制度提高了行政系统解决公务员诉求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这些理论实践丰富的域外公务员救济制度是建立健全我国公务员遴选选调救济制度的良好素材。完善我国公务员遴选选调权利救济制度在突破理论局限后,一方面应当重构我国公务员遴选选调权利非诉救济制度,保持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加大裁判执行力。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公务员遴选选调诉讼救济制度,赋予公务员行政诉权、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行非诉救济制度前置、将侵犯公务员权利的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其他文献
代位求偿权系《保险法》赋予保险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在网约平台代驾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后,能否代位向代驾人请求赔偿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法院在处理该类代位求偿权案件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网约平台代驾中被保险人范围的确定、保险人在责任保险中代位求偿问题以及网约平台代驾中代位求偿对象的确定。被保险人区别于投保人和受益人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存在保险利益,即使保险条款中将投保人
我国用人单位解雇制度虽然明确了解雇事由和解雇程序,但列举式法定解雇事由过于封闭,且部分条款在适用中存在理解分歧。解雇程序规定则与实践脱节,工会的监督功能被架空。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通过对用人单位解雇纠纷案例检索,选取了胡顺理与郴州伟晟电子有限公司案、张玲林与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案、长沙初莲超市有限公司与袁刚案三个核心案例分析比较。用人单位解雇纠纷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人单
醉酒驾驶肇事案件以其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威胁而广受关注。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定罪,二是量刑。在定罪方面,我国采用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危险驾驶罪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惩戒规制,上述罪名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地带,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性更存在种种困难。在量刑方面,焦点则是对是否认定自首情节,在何种情况如何适用,学界还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能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字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通过传统的出版社发行纸质书进行作品的传播,将文字作品电子化并授权给阅读网站进行传播已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但这也导致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更容易被侵害。而且由于侵权行为完全依赖互联网进行,权利人只能获取相应的电子数据证据,这就引发了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广告宣传中往往夸大楼盘的优势和卖点,有少数房地产开发企业甚至在销售广告中宣传虚假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因商品房销售广告引发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存在广告宣传内容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购房者损害难以证明和确定等难题。本文选取史如悦与北京黄金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童克亚与富力南京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罗杏珍与广东中恒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作为研究案例。这三个案例,均是因商品房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商标混淆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即“反向混淆”,目前,我国立法对这一概念尚存空白,法官通常在审判中只能借鉴参考传统商标混淆的相关法律依据,但这也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标准模糊、自由裁量权大等问题。为研究商标反向混淆认定等基本问题,本论文选取了“蓝色风暴”案作为基础案例进行研究分析,通过阐述“蓝色风暴”案的基本案情及一、二审法院的裁决结果及相关理由,归纳出本案的四个争议焦点:第一,百事可
《个人所得税法》在2018年的修订中实现了对个人所得税税目的绝对法律保留,有效地避免了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解释创设税目的行为;同时,引入了反避税条款,税务机关对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受控外国企业(CFC)和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等情形,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可以说,这是形式法定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法领域的同时体现,使得个人所得的认定更趋复杂。由于个人所得税形式法定原则难以对法律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暴力是其基本犯罪手段,软暴力只是辅助性手段,而恶势力组织惯常实施软暴力犯罪,故专题研究恶势力组织软暴力犯罪。对于恶势力组织的认定,主要存在如下问题:对概念存在理解偏差;不能准确界定“三个特征”;不能准确区分恶势力组织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恶势力组织软暴力犯罪的认定,主要存在如下问题:对概念和分类存在理解偏差;不能准确把握一般认定规则;对主观目的理解不当;对行为手段认定不当
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法律适用主体自身经验的特异性、不同法律的“冲突性”等使得法律适用存在分歧难以避免。我国司法实践一直致力于统一法律适用,但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不断面临挑战。完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有利于实现个案公正及裁判者精准与高效判案,不断促进我国目前法治体系的完善。研究后发现,实践中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涉及的主体问题有审判组成人员时间与能力受限、诉讼参与者参与程度受限;程序上存在启动难和少
毒品代购行为是一种在交易过程之中参与实施、对交易实现具有实质性影响、对交易双方具有一定依附性、由代购者向吸毒者交付毒品的涉毒行为,与毒品的居间介绍行为、代销代卖行为存在一定的共性和区别。理论中对于贩卖毒品罪的法益界定存在不同观点,分歧集中于将法益认定为国家关于毒品的管理制度或毒品的禁止流通还是社会公共健康。国外立法对于贩卖毒品罪的法益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上述两类,但在部分国家也将吸食或以贩卖为目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