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产物，“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是各类开发区重要特点，促进经济发展是其重要使命，产业布局不断扩大，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是“开发区行政托管”的主要原因。行政托管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开发区拥有“经营权”，“所有权”不变。随着开发区不断发展，部分开发区角色定位发生变化，体制创新实验和高效发展功能被弱化，逐渐演变为一级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事务，其管理体制呈现出从派出机构代行职能的准政府向一级行政区的新型行政体制转型的“政府化”趋势，“小政府，大社会”的管委会体制不堪重负。
　　因此，本文在系统的文献阅读、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委托代理理论，从外在制度环境与内在动力机制进一步厘清了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深层动因，深入考察了贵州省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托管实践过程，发现在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制度设计下，存在管委会法律地位含糊、府际关系模糊、开发区与原行政区划极易产生区域利益矛盾、管理权限行使困难等体制性困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开发区托管相关法律法规、开发区行政管理关系、配套改革、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开发区托管行政区体制性困境的突破建议，促进开发区与行政区的合作，增进开发区与行政区的良好交流。总的来看，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在原有开发区行政区划无法突破制度限制的前提下，“开发区托管行政区”成了调和开发区发展与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托管过程中日益增多的社会管理职能使开发区体制优势不断流失，有的甚至逐渐演变为一级政府，这种“政府化”趋势使开发区从产业发展管理向综合性管理变化；（2）贵安新区与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是贵州省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代表性案例，二者在托管过程都存在如托管机构行政主体资格遭质疑、府际关系不顺、利益矛盾尖锐、权限行使不当等体制性困境。相比于贵安新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相关托管措施更值得一些发展状况相似的开发区借鉴，不仅设置一年的托管过渡期，保留了“试错回旋”的余地，也通过补偿机制短期内解决了托管带来的冲突和不平衡问题。（3）突破开发区行政托管中的各种体制性困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需要不断健全开发区行政托管法律法规、理顺开发区行政管理关系、厘清权力关系，进行配套改革、协调统一管理，建立起区域发展协调机构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