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战时期中共力量迅速崛起,但战后敌强我弱的格局并未改变。在这场决定胜负的国共战争中,农民的重要性再度突显,而在争取农民对战争支持问题上,中共当时的选择似乎只有继续打出土改这张王牌。但从战后临沂老区的情况来看,经过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当地的土地占有已呈均衡化状态,即实际上已无继续进行土改之必要。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土改,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经济价值,按照张鸣的说法它实质上已成为中共为赢取战争胜利的社会动员手段,且随着战事的进展战争动员的色彩愈加浓厚。在这场以土改为载体的社会动员运动中,日常伦理向动员理论的转变成为动员的基本前提。为使农民从思想上接受土改的合理性,需要打破传统的束缚农民革命化行为的日常伦理,并借以树立一种全新的阶级斗争理念。诉苦和斗争大会把农民带入预设的动员剧场,此亦老区思想动员的一种标准范式。在长期的租佃制下,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事实上结成一种和谐互惠的默契关系,这成为思想动员的严重障碍。为此,中共灵活地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为“谁养活谁”的通俗道理,并通过“算账”的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一目了然,阶级之间的不满和仇恨由此被激活。斗争大会既是诉苦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强化诉苦效果或者说巩固思想动员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斗争大会上一边倒的舆论声势,血淋淋的肉体消灭,构成一种强烈的剧场效应,将胆小怕事和骑墙观望的中间分子卷入运动之中。作为土改关键一环的划分阶级和分配果实,也是社会动员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阶级的目的旨在“分清敌我友”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中国农村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阵营,这既是前期日常伦理转换和思想动员的有机延续,也为后期社会动员目标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背景下,农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土地和浮财等土改果实的分配,显系明确两大阵营后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也从经济和产权制度上为动员目标的实践提供了保障。为保护现有的分配果实,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阵营,全力支持共产革命,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必然选择。作为军事动员主要内容的参军和支前,无疑是社会动员的最高形式或最终目标。划阶级、斗地主的目的是为了“挖蒋根”,土改果实的分配同时被赋予“保田护产”的政治内涵。经过广泛而充分动员起来的临沂老区,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直接到前方“打老蒋”;后方农民则竭尽所能掀起轰轰烈烈的“一切为了前线”的支前运动,从而为扭转山东战场的战局和实现国共决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当然,其间严密的组织规范和积极分子的示范作用,也是能够充分挖掘农民参军支前潜力的不可忽视要素。与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相比,此期临沂老区土改中“左”的色彩也十分浓厚。诸如划分成分中的随意性,将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斗争对象界定的模糊性,不少地方出现“贫中找富”、“谁家的地多就斗谁”的为斗争而斗争的极端现象;分配果实中的极端平均主义倾向,有的地方公开提出“中农骨头富农肉,吃了肉啃骨头”的分配口号;动员中的指标化、硬性化,参军支前动员中强硬摊派现象屡见不鲜;再如无原则的滥捕乱杀,将地主富农“扫地出门”等。当然,如果将问题放在土地财产已均质化但中共迫切需要重新大规模地动员农村资源或者说战争动员的背景下来理解的话,这一切似乎均有其合理性,易言之,不默许甚至鼓励土改中的“左”倾思潮,农民就无法充分动员起来,战争动员的目标就无法顺利实现。土改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可以说是回顾或研究这段历史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前人的研究已较为充分的今天,单纯的历史场景描述和叙事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必要,无论是整体史还是地方史莫不如此。在进一步挖掘地方资料或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补充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博采革命叙事范式和现代化叙事范式之长,从临沂老区已失去土改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国共政争的特殊背景下理解和思考这段历史,或许有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或者说能够再现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