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和低廉劳动力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原有的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状况不能实现收入持续增长,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应对危机和抵御外部冲击,启动新一轮的增长。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人力资本的提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在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持续增大人力资本投资。高校教育扩招和教育观念的变化,使得高素质劳动者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发展这一进程,一方面不仅能带来知识溢出和产出效应,促进地区工资水平增长,改变地区产业结构,既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人员与岗位有效匹配;另一方面,高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和新技术结合将带来“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随之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会造成不同类型劳动力收入的变化。那么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低收入群体,由于他们主要集中于技能要求低、就业门槛低、人员从业量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难以实现就业转换和职业流动,且具有较强替代性,那么我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是否会降低这类低人力资本型劳动力的收入、恶化收入分配呢。本文将探讨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不断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以及产业结构深入调整的背景下,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演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变化对农民工资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有针对性提升人力资本要素,突破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瓶颈、改善其生存状况。以往研究人力资本主要关注“量”的变化,本文关注“质”的层面。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微观个体层面研究,然而劳动者人力资本禀赋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价值更为显著。本文首先介绍梳理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工资理论,分析出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带来人力资本外部性将提高工资水平的,然而其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以及生产要素变化会降低农民工这一低技能群体的工资收入。本文利用2013年至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表示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探究其对农民工工资产生影响。先考察其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总效应,并对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多种实证方法分析,此外还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不同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不同岗位之间的异质性,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替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代理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等一系列分析。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后并采用工具变量法降低内生性的影响后,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农民工工资的总效应仍是显著正向的。（2）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将会降低知识和技能交流传播的成本和阻碍,显著提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应用,从而提高了工资水平,但其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低技能低收入的农民工工资也一定的负向影响。（3）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农民工产生的正向影响更强,将农民工根据工作性质分为常规型行业、非常规操作型行业、非常规认知型行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对需要抽象思维、创造力的非常规认知型岗位例如专业技术人员的影响最显著。通过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主要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各地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带来的外部性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根据本地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调整人力资本政策,既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发展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也要实现两者的动态匹配。因此在继续增加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同时,需关注低端岗位的农民工和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督促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保障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下稳定就业、提高工资水平。第二,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期,引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技术进步,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各地政府还需要针对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培养相应的人力资本因素满足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和就业岗位需求。第三,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与相应的产业匹配程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持续增长,各地应根据本地经济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资本密集和产业密集型产业时,应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状况和教育水平,保障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稳定就业,避免引起结构性失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