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会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繁而兴起,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社会组织。明清屯田带来大量移民流入贵州,清代水陆交通便利,城镇商业兴起,商业贸易愈发兴盛,各地客商纷纷流入贵州。随着留居贵州的客籍人口越来越多,为了站稳脚跟,提高地区或行帮的威望,客民多依靠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建立互助和睦的团体,创建了许多会馆。清代贵州的会馆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清以前贵州的会馆开始兴起,至清前中期,各类会馆纷起频出,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主要体现为数量的不断增加,创建类型日显丰富,地域分布逐渐广泛,资产规模日益扩大。咸同年间是会馆发展的转折点,战乱的爆发促使土客之间矛盾激化,苗民对客民的不满情绪凸显,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会馆的破坏上。这一时期,客民纷纷返回原籍,贵州的会馆几乎被战火毁坏殆尽。直至战乱结束后,贵州各地的会馆开始重建。清末是会馆的蜕变分化时期,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国策的演变,从经济领域开始,向政治、文化领域延展。贵州的会馆对此也作出了积极的反映,清末会馆逐渐演变成商会组织、学校、公务场所等,说明清代贵州的会馆发展与国家时局、地方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会馆的发展过程也是会馆与贵州社会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政治上,会馆作为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同籍人的社会组织,虽为民间自发性创立的组织,却与官府紧密相连。在经济上,会馆成为连接其他区域市场的纽带,贸易交流更加畅通,更能作为客商追求利益的商业阵地,维持市场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在文化上,会馆祀神的多样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客民对原籍观念的淡化,推动了对贵州地域文化的认同。客民“土著化”的过程,也是会馆逐渐式微的过程。在社会风俗上,会馆汇聚了中国各地的文化,它以多种的形式和载体,丰富着贵州社会文化的内容与内涵,使贵州社会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清代贵州的会馆演变,折射着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