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遭受严重冲击,触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市场动荡。后危机时代,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波动幅度增大、波动周期缩短的新特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也在这种资本流动的往复中不断承受压力,甚至遭受系统性冲击。因此,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具有顺周期性、易超调、波动性大的短期资本流动,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不断扩大开放进程中,也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周期往复经历资本流入流出的循环,跨境资本的流入流出逐渐成为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国际观点演变、政策实践和管理难点出发,首先通过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性的结构特征,为后续风险变量选取、风险识别标准提供实证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大数据集成学习、变量选择方法的应用实践,尝试探索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预警体系、管理理念和框架。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如下。第一,分析国际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观点演变、政策实践和难点。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二元悖论”的冲击下,IMF于2012年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分别为结构性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并给出了针对不同风险的操作原则（孙天琦,2019）。这些观点虽然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宏观审慎管理具有指导意义,但由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难免造成对非居民或外币的歧视性,发展中国家在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矛盾和困境:一是难以形成一致认同的管理框架;二是现实中宏观手段和微观手段的矛盾冲突。因此,对于管理政策的选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引和框架,需要结合具体国内实践,在充分识别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后果的基础上,选择符合国情的政策。结合我国现实,我国提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但从近几年实践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难以提前识别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由于监管部门难以事先预测经济拐点,风险预警机制往往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何协调管理风险的可选政策。现实中,宏观调控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资本管制在监管实际中存在难以分割的情况,如何协调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手段也是管理的面临的难题。本部分后启运用机器学习、变量选择方法,探索与大数据融合的新监管手段如何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领域实现落地。第二,从汇率、流动性、银行外汇缺口三个维度刻画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全面捕捉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从三个维度刻画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一是从汇率角度出发,构建事前外汇市场压力风险指标,即在理性预期、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汇率会发生的变动。事前外汇市场压力的变化先于事后外汇市场压力,且为汇率变动的先行指标、排除了货币当局的调控因素,影响因素和变化情况也更加依赖于经济基本面、国际货币政策等;二是从流动性角度出发,引入货币创造风险,这是由于外汇流动性处置最终体现为相应的货币创造风险,即央行吐出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外汇贷款均体现为货币创造;三是从银行角度引入银行结售汇率差额指标,衡量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风险。此外,对比央行直接干预和扩大汇率幅度区间对事前压力的影响效力发现,仅仅通过外汇储备干预无法有效且持续地管理事前外汇市场压力,需要与其他利率、汇率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进行配合。对跨境资本流动与三类风险关系的研究发现,三类风险均与跨境资本流动存在长期共变关系,跨境资本流动是三类风险的格兰杰原因,且三类风险相对独立,有必要进行针对性分析。第三,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及顺周期性进行研究。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缘起于顺周期性,对顺周期性特征的研究是本文整体逻辑脉络下的重要一环,为后续风险承压识别、风险指标选取提供实证基础。从跨境资本流动和相关风险的规律来看,在跨境资本流出时期,三类引致风险均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从我国跨境资本顺周期性检验来看,发现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主要来自于国内经济周期,对国际金融周期的反应则不明显;从经济金融周期如何三类风险来看,在跨境资本流出时期,三类风险受到内部经济的影响明显强于跨境资本流入时期,一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或预期逆转,与流出相关的风险则更加凸显。因此,在后续的风险事件预警中,将风险承压标准设定为流出相关风险超过一定阈值,将三类风险分别设定为外汇市场贬值压力风险、货币收缩风险和外汇供求逆差风险。第四,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和调控方面,提供更加及时、精确的预测结果,有助于寻找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调控之“锚”。本文从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全球流动性维度的近千个经济金融变量中,挖掘衍生出6万多个规律性特征变量构建大数据监测数据库,并应用Adaboost集成学习分类器方法预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搭建动态实时监测基础框架,成功实现了对事前外汇市场压力、货币创造风险和银行外汇供求缺口三个维度的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率高达70-80%左右。其中,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内外资本市场波动是预测我国事前压力重要性最高的特征指标;银行间市场利率是货币收缩风险最重要的先行指标;对外经济贸易情况是外汇供求平衡压力最重要的先行指标。第五,关于预测风险监测之后相关管理政策的落地。基于跨境资本流动引致的不同风险具有不同的管理对象、取向、政策工具和组合这一事实,本文从三类风险的模型的参数出发,确定三类风险的管理取向,并以我国相关政策及效果为样本,通过自适应Lasso模型的变量选择程序,研究调控三类风险的政策组合。综合对比各个管理政策的效果,发现在汇率政策中,汇率中间价管理、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具有良好效力;宏观审慎措施中,外汇信贷管理具有良好效力,且在极端流出情况下外汇信贷是管理的重点。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构建及时有效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选择既遵循国际惯例,又立足我国实际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政策组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在风险指标的构建中,一是以事前外汇市场压力代替传统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汇率风险指标,排除了货币当局调控因素;二是基于流动性的角度,构造了“外汇流动-货币创造”理论风险模型;三是从银行部门角度,引入同时能够反应银行货币错配风险和企业结售汇意愿的结售汇差额比率指标。第二,本文了探索与大数据融合的集成学习和变量选择方法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变革中的应用,在广泛获取跨境资本流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选择具有最优预警能力的指标,建立起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的指标体系。第三,综合对比IMF给出的政策框架和指引,研究结合中国实际的管理政策组合:1.IMF指出当宏观经济风险是资本流动的主要后果时,应优先考虑宏观经济政策。本文发现,（1）当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造成外汇市场压力风险时,政策重点为外汇信贷管理,并在面临贬值压力时,可选择提高利差、实施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在面临升值压力时,可选择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放宽中间价管理。与IMF框架的区别在于,我国更需要重视宏观审慎政策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汇率中间价管理的协调配合;（2）当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造成货币创造风险时,政策重点为中间价管理,并配合外汇信贷管理,这与IMF框架基本一致,但我国需要在极端情况下更加重视外汇信贷管理。2.IMF指出当资本流动的主要后果为金融风险时,应优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本文则发现,当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造成银行部门风险时,政策重点为外汇信贷管理等宏观审慎政策,并在面临结售汇逆差承压风险时,可选择中间价管理,顺差时可选择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我国需要注意区分流入和流出情况,依靠汇率浮动区间、中间价管理发挥效力。3.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操作,既遵循国际惯例,又立足我国实际。管理原则是在宏观层面上引导,不对微观主体具有歧视性,从而避免审慎管理含有资本管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