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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可能的创新之处：
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
(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
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
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
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
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可能的创新之处：
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
(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
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
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
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
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