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公司经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度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致力于充分发挥企业风险管理对公司运营的积极效果，同时风险管理经理已经成为公司文化和商业实践的重要角色。但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与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期望依然不符，同时受到网路迅速发展的影响，公司价值极易受到信息传递的影响，上市公司表现为股票价格的剧烈、频繁波动。这源于公司对风险沟通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利用。“风险沟通”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其作为要素内容出现在企业风险管理领域。然而，学术界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风险评估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风险沟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难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实施提供足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准确概括风险沟通内涵，分析风险沟通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探究风险沟通方式之间的联系，研究不同市场细分方式下的我国上市公司风险沟通与公司价值关系，为上市公司改善企业风险管理提供建议，已成为一个既有价值又急需解决的课题。论文在总结了企业风险管理的定义、目标、要素组成和兼容框架等的基础上，通过综述国内外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了比较，并指出风险沟通所处的位置和作用。进而提出了风险沟通涵义，论述了风险沟通发展的历程。论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风险沟通与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论文首先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模型与信号传递模型引入，以非完全信息模型为基础，通过新的理论假设，推导风险沟通影响公司价值的机理。有效的风险沟通可以减少信息交流中的噪音，影响公司的生产技术参数，通过降低风险暴露系数和公司价值方差，降低公司资本成本、Beta值和影子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其次，论文总结了风险沟通的过程，依据过程的四个步骤和信息直观性判断，可以将风险沟通分为隐性与显性两种方式，并分别选取审计师选择和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主要指标变量，讨论了实证研究中的计量方法和公司价值的表示方式。在以上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变量选择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风险沟通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实证研究。首先，风险沟通的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本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有效风险沟通可以提升公司价值”的结论，同时结果显示风险沟通显性方式对隐性方式也存在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探讨两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差异，使用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别从市场价值、盈利能力和股本扩张能力三个角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风险沟通显性方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要强于隐性方式。其次，不同控制权企业的风险沟通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选择公司控制程度和控制权性质两个分类标准，采用因子分析处理变量，并重新构建了回归方程，运用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验证了企业目标和股权结构的差异会导致风险沟通的不同效果。控制权越高的公司，显性方式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越显著，而隐性方式只与管理层控制公司的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性。地方国有企业的风险沟通显著性较弱，中央国有企业主要受到显性方式的影响。再次，不同市场化程度企业的风险沟通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将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变量引入实证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佳的公司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投资者关系管理较好的公司则倾向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分别通过风险沟通的显性和隐性方式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治理的信号。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制水平较高的地区，良好的财务信息披露更有助于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效果；政府干预较多的地区则起到相反的作用。政府干预是影响公司价值最为显著的市场化因素；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风险沟通可以作为公司价值提升的传导机制和实现途径。论文最后对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做了总结，提出了研究启示，并进一步分析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