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往往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以直接的福音传道方式来使当地民众皈依上帝,逐渐转变为采用多种迂回方式尤其是间接的传教方法来改变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取向,进而达到传教目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一位在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教士,学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与活动,对其早期的活动和传教思想转变过程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1877年进入山西,1887年因遭到同事反对离开山西,此间他在山西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其在山西的活动和思考是其后来活动和思想的基础,值得重视。李提摩太写了许多关于在华传教的著述以及未发表的通讯日记。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考察这些作品,有助于分析其传教事业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关性。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也是近代中西文明冲撞和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李提摩太努力学习中国宗教文化,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传教士;一方面李提摩太致力于协助中国推进近代社会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培育更能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李提摩太在山西开展饥荒救济、文学工作、改革倡导和跨文化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山西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是把欧洲现代基督文明模式推广到中国。李提摩太认为宗教与世俗之间可以共生,即基督教与科学、技术、教育和政治改革可以相互促进,而且可以用现代方式培育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他并没有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而放弃其传教使命,他希望用在他看来所谓最合适的宣教方法来带领“百万中国人皈依”。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传教经历使他相信基督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历史有共通之处,即可以在不放弃对基督教福音本质理解的前提下将这些思想纳入其传教过程,从而拓宽了他的神学视野。当李提摩太不断适应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宣教时,他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同情心日渐增强,其传教思想和方式日臻成熟。李提摩太基于基督教信仰重视“寻找最有价值的人”,他对中国的宗教感兴趣,支持培养本土牧师,他将福音工作与饥荒救济相结合,最重要的是他热衷于影响中国官员。李提摩太世俗化倾向的传教策略引起了同事们的强烈批评,李提摩太主张自由实用的传教策略,这对他山西的同事和其他差会的一些传教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从实际结果来看,李提摩太的活动和传教方式并未取得其预期的效果,既往有关李提摩太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看法,大多基于李提摩太的自传等材料,这种看法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从李提摩太早期在山西的上书等活动来看,可能只具备传教士单方面宣传的意义,对于此时山西的实际改革进程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李提摩太在赈灾活动中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实际上是其放赈者的角色所致,但在整个在华西人的赈灾机制中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及其干事慕维廉。不过,该机构的活动大多是幕后进行,自然难以享受到前台的聚光灯。至于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由于来华基督教派别众多,各有其神学主张,遑论李提摩太能对别的教派有多大影响,即在英国浸礼会内部也是聚讼纷纭,最终以李提摩太离开山西而告结束。李提摩太的个案表明,晚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内存在不同的传教取向,而那些主张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需求,采取较为自由开放的新传教方法的传教士尽管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却很难为主流传教界所接受,传教界的自由与保守取向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提摩太受到英国浸礼会同事的排距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