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美容方剂在历代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但一直散在各类古籍中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研究,近几十年的研究多集中在收载美容方剂较多的中医古籍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够,而从历史角度对中医美容方剂进行系统的研究更是空白。由于美容具备浓厚的人文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必须结合历史对美容方剂进行考察和梳理,作为第一步,本文选择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晋唐时期进行研究,限于时间及能力有限主要对此段时期医书中的美容方剂进行考察,以期通过系统地研究,理清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为现代中医美容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医美容方剂的医籍,其中载有“瘢”、“巢”、“面靤赤”、“白处”等损美性疾病的治疗方剂13首。这些方剂中仅一首内服方,所有方剂均无方名,药味数少,多为单方,药物剂量粗略,几乎未经炮制。这些方剂虽然简单原始,但说明当时对损美性疾病的治疗已有了一定认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其他医书如《养生方》、《杂疗方》中还记载了一些兼具美容功效的养生方剂,虽然这些方剂的出发点并不是美容,却给后世保健美容方剂的组方用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此外,西晋以前的一些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吴普本草》中记载了许多具有美容功效的药物,既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物,又有保健美容药物,其功效已涉及美色、润泽、去黑皯、去黑子息肉,预防白发、坚发齿、长须发,治疗头秃、白秃,去臭气等,较之马王堆医书时期用于美容的药物明显丰富了很多,且一些美容药物如白芷、木兰、瓜子已被用于面脂面膏中。西晋以前中医美容方剂尽管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大量医籍的佚失及美容方剂秘而不传的现象,使得现今已无法看到此期美容方剂的原貌。而晋唐时期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不仅诸书纷载美容方,许多方书还开设了美容方专篇。《肘后备急方》是此期第一部集中收载中医美容方剂的医书,除载有许多损美性疾病的治疗方剂外,还有一些保健美容方剂和化妆品。隋唐时期的医方书出现了一些荟萃古今的大成之作,其代表有甄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这些方书均载有丰富的中医美容方剂。如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分别开辟了“面药”与“妇人面药”篇收载了大量的美容方剂,为现存晋唐医籍中最早的美容方专篇,王焘的《外台秘要》更是专辟一卷分门别类地收录美容方剂,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美容方剂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医书。此外,《范汪方》、《小品方》、《深师方》等晋唐医籍均载有不少美容方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容方剂以治疗方为主,大多数方剂组方简单,药味少,而隋唐时期不仅对多种损美性疾病均有丰富有效的治疗方剂,对保健美容方剂亦十分重视,与化妆修饰相关的美容方剂在此期得到了较大发展。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是建立在对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批判地继承基础上的,而主要表现在对《五十二病方》中的方剂用药、用法和剂型的继承和吸收方面,如《五十二病方》中用人精涂敷防治瘢痕的经验,治疗胡臭的熏法,膏脂剂等剂型都被晋唐医家吸收并加以发展。此外对《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具有美容作用的养生方剂的组方用药经验亦有借鉴。西晋以前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名医别录》由于距离晋唐时期相对较近,其中记载的美容药物多被应用于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中,如白芷、白瓜子、白僵蚕等都是晋唐医籍美容方剂中的常用药物。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不仅有对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的继承吸收,又有同时代内对前人和其他民族、地域美容方剂的吸收利用。两晋南北朝时期方剂的传播虽然受到了战乱与南北分裂的影响,但一些医家仍竭其所能,积极采纳与总结前人及各地经验成果,如晋代范汪所著之《范汪方》中的美容方剂就有近半数与《肘后方》相同或相似。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美容方剂经验进行总结,如《千金方》与《外台秘要》均大量辑录了两晋南北朝医书中的美容方剂,《外台秘要》更是详注引方出处,为现今了解各医家方剂的来源与演变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除完全载录前人医籍中的美容方剂,医家还常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发展,如在治疗瘢痕的美容方剂中,《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方》中有均一方用鹰屎白、衣白鱼两味,以蜜和涂敷来治疗瘢痕,而《刘涓子鬼遗方》中的六物灭瘢痕膏则增加了鸡屎白、芍药、白蔹、白蜂四味药物,而改用乳汁和诸药。《千金翼方》中则将鹰屎白代以雁屎,并加白石脂、白附子、白僵蚕三味药物,而用腊月猪脂和药。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繁盛既是晋唐医家批判地继承西晋以前美容方药经验的结果,又是立足于当代医疗实践,积极发展创新的成果。与西晋以前的美容方剂相比,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新方,在功效主治、剂型等方面均有新发展。首先,治疗美容方剂治疗的疾病范围扩大。《肘后备急方》中的治疗美容方剂较西晋以前医书中美容方药所治疗损美性疾病的种类增加了很多,到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美容方剂的治疗范围则更为丰富和详细,如面部损美性疾病就有面皯、皯黯、皯疱、齇疱、黑子、粉滓、(石非)礨之分,发秃亦分头发秃落、头风白屑落发、白秃、赤秃、鬼舐头数种,身臭有狐臭、漏液、七孔臭气几类。其次,保健美容方剂逐渐增加。现存西晋以前的保健美容方剂几乎是空白,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现存第一部载录保健美容方剂的医书,《外台秘要方》更是分类开设专篇载录了大量的保健美容方剂,是现存晋唐时期载录保健美容方剂最多的医书。再次,方剂剂型日益丰富。《五十二病方》中的美容方剂多为外用方,其剂型仅有膏脂剂、薰剂、粉剂几种,用药途径也较单一。而晋唐时期内服美容方剂剂型已具备了丸、散、膏、汤、酒等基本剂型,外用方剂亦增加了洗剂、粉剂、酒剂、醋剂、蜜剂、澡豆剂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剂型。最后,出现了成药。如治疗狐臭的方剂因需长期用药而被制成成药,面脂面膏、澡豆、唇脂、手膏等保健修饰类美容方为平时常用,故亦被制成成药并储存于特定容器中以供随时取用。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到晋唐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与化妆品的紧密融合。西晋以前化妆品尽管有了一定发展,但化妆品的经营者为了维持商业利润,对其配方严格保密,而据西晋以前本草著作的记载推测至少在汉代面脂中已加入了一些具有美容功效的药物,化妆品已出现与中医美容方剂结合的趋势,但两者真正的紧密结合却是在晋唐时期才实现。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香泽、手脂、荜豆香藻、熏衣香方等化妆品,是现存最早载录化妆品组成与制备的医书,初步体现了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唐代孙思邈为打破医家对化妆品配方秘而不传的状况,广泛收集公布了许多面脂、手膏、衣香、藻豆等日常保健化妆品,极大地促进了此类美容方剂的传播与发展,医家涉及美容化妆品行业又为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条件。化妆品与中医美容方剂的结合表现在:首先,将化妆品的基本成分中加入治疗性中药,使其既具有修饰保健之功又能治疗损美性疾病,以达到更好的美容效果。其次,将治疗美容方剂和化妆品配合使用来达到效果。中医美容方剂与化妆品的结合既扩大了中医美容方剂的应用范围,有利于新剂型的创制,同时亦使化妆品不仅局限于对容貌的修饰作用,更从保健治病角度,起到更好的美容效果。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尽管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美容方剂的分类仍从属于临床治疗,主要采取以病类方的分类法。其次,大部分美容方剂无方名,而只冠以该方剂所主病症。再次,从美容方剂用药来看,大多数方剂的药味少,制备简单,药物来源广泛,一些不见于本草记载,体现了医家广泛收集民间经验方的成果。通过经验用方阶段的积累,此期已有了一些组方用药规律的总结,如《本草经集注》中“鹰屎白”一条就指出:“只单用白,亦不能灭瘢。复应合诸药,僵蚕、衣鱼之属以为膏也。”此类规律的总结为以后中医美容方剂向理论用方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用药特点主要表现为取象比类用药法和喜用香药。美白方在晋唐时期美容方剂中数量较多,其用药特点之一就是选用大量带白字和白色的药物,如白芷、鹰屎白、白瓜子等。当时医家取药物色白之象比类人面色,认为使用此类药物后其色白之象就会转移到人体,因而能起到美白的功效。此外还体现在对花类的大量使用上,如《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三首内服桃花美颜色的方剂,其中一方用桃花和白瓜子、白杨皮一起捣末服用,方后云:“欲白加瓜子,欲赤加桃花。”可见医家还认为可通过对增白药物和悦色药物药量比重的调整来满足个人对肤色偏白或偏红的不同需求。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香药得到了士族的喜爱,同时香药又均为佛教和道教所推崇。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再加上佛教兴盛,对香药的崇尚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以香方命名的医书就有5部,《医心方》中就引录有《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治疗狐臭、口臭方各一首。但香药的滥用也给后世特别是宋代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中医美容方剂在晋唐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条件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战乱不断,但仍有相对安定的时期和区域,如东晋时期广大江南地区未受战争影响,较之北方地区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为中医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社会普遍对美的追求。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后人的个体意识再度觉醒的时代,世人对容貌美甚为重视,美学思想亦高度发展,隋唐时期由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容亦成为民间女子的迫切需求,为美容方剂的创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主观动力。再次,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东晋以前汉族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南北朝时期由于受胡文化影响,北方女子开始表现出与南方女子鲜明的差异。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更达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高度。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其美容需求亦为社会所重视,为美容方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最后,医学的发展。医学在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验积累,到唐代呈现出了各方面的繁荣发展,不仅医方书的数量大大增加,本草食疗类著作也极大地丰富。对损美性疾病认识的深入和药物范围的扩大促进了美容方剂的创新。晋唐时期的一些统治者较重视医学,受其影响许多士大夫都兼修医学,这些人由于更有条件接触美容方面的内容,故其所撰医书中均大量载录美容方剂,为美容方剂的丰富作出了贡献。晋唐时期的中医美容方剂在整个中医美容方剂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它结束了西晋以前苦于方少的局面,不仅有大量医书收载美容方剂,方书中还首次出现了美容专篇。在继承前代美容方药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又立足于现代医疗实践不断有所发展和创新,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美容方剂组方用药的基础。虽然晋唐时期的美容方剂从整体上说仍处于经验用方阶段,但这一阶段对后世美容方剂逐步总结规律而发展到理论用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时期,并且由于晋唐美容方剂显著的临床疗效,一些方剂一直被后世医家沿用。晋唐时期美容方剂的创制既重视继承与利用前人成果,又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创新,并注重广泛收集民间以及各民族、各地域经验的态度,都值得后世致力于美容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的医家吸收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