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技术革命的驱动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极大提高,传统的商业模式发生重大改变,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对现行国际税收框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国际税收规则中规定要确保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进行征税,但该规则在实践过程中,造成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问题。具体影响包括,传统规则中的收入定性形式和对常设机构的定义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使得部分企业游离于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则之外,造成税负不公和国家税源流失的严重后果。此外,全球有许多大型跨国互联网公司通过采取较为极端的税收筹划方式,将企业利润在不同税负的国家问进行转移以规避税收,造成征税权在居住国与来源国之间分配不公,表现在市场国作为交易中作出更多价值贡献的一方却获得较少利润,由此加剧双方矛盾,也引发国际社会关于征税权分配的热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各国及国际组织尽快就数字经济问题修订有关税收规则,重新构建新型税收利益分配格局,以更好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由于涉及多方利益,国际共识的达成举步维艰,部分国家及国际组织相继推出单边临时措施以应对数字经济,例如,英法两国推出数字服务税（DST）、印度的衡平税等,随着双边方案和多边方案陆续推进,使得有关数字服务税的争议也日渐增多。本文着眼于数字服务税的制度实践,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部分介绍数字经济的相关税收理论,概述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商业模式的特征,进而剖析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其次,梳理分析数字服务税的提出及发展过程,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在微观层面,本文选取谷歌公司及亚马逊公司作为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结合公司的商业模式分析其税收争议及各方态度,再次,分析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英、法等国对重塑税收规则采取的多项措施,并从征税对象、起征点、税率等税制要素维度比较分析目前已出台的部分国家数字服务税法案,最后,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应对之策,以期建立健全税收体系,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稳步发展。本文研究发现,现行的单边及多边数字服务税制度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与我国的所处的经济环境有较大差别,短期内不适应盲目开征数字服务税,但从长期来看,面对当前数字经济对我国税收体系的冲击与挑战,我国应积极行动,持续关注国际社会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研究动态,适时借鉴数字服务税的优点并转化为我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行动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有力维护我国在国际税收格局中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公平、有序、合理的国际税收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