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之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手机功能日益智能化,手机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手机使用也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看待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手机使用方式,提高使用手机过程中的自主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以往研究在考察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聚焦于手机使用强度、手机使用类型、手机使用的“问题”和“症状”尤其是病理性特征（如手机成瘾）等,较少有研究基于更宏观的背景,从习惯的视角来关注人们普遍的手机使用方式——习惯性手机使用。不同于一般性的手机使用以及手机成瘾等病理性行为,习惯性手机使用反映了一种更普遍、常见的手机使用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无好坏之分,具有缺乏意识、注意、意图和控制等自动化特征。本研究将集中探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征,旨在为揭示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本研究还将基于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以及实证研究,从特质正念、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三个层面检验正念在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中的去自动化效应,旨在提升人们在使用手机过程中的意识、觉知和自主性,为形成健康的手机使用方式提供实践指导。本研究围绕两大核心问题:（1）揭示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结构和主要特征,（2）检验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共开展了四项研究。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质性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三个子研究探讨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内涵、结构特征及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展现状;研究二采用行为实验法,通过三个子研究重点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情境依存性”和“目标独立性”三个自动化特征;研究三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三个子研究从特质正念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研究四结合日记法、实验诱发法和干预训练法,通过三个子研究分别从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结构与基本现状研究一的子研究1a采用访谈法对2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习惯性手机使用是指通过在同一情境下重复同一行为而形成的在外部环境线索（如手机震动）或内部线索（如无聊）触发作用下自动化使用手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行为模式化、行为自动化、情境依存性、目标独立性以及不使用时产生的消极影响五个方面。子研究1b在子研究1a的基础上,编制了适合大学生群体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习惯性手机使用问卷,共包括31个题项,分别测量失控性、情境依存性、目标独立性、模式化和高效性五个维度。子研究1c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较高,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对睡眠问题、人际疏离感、学业倦怠、负性情绪和手机成瘾等消极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失控性、情境依存性和目标独立性与这些适应指标之间的关系更紧密。2.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研究二重点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子研究2a采用成瘾Stroop实验范式,结果发现:（1）高习惯组在手机相关词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习惯组,而在中性词上,两组反应时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2）高习惯组的手机Stroop干扰效应量显著高于低习惯组。这表明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刺激具有注意优势加工,并且在手机相关刺激出现时会对其抑制控制能力产生影响。该结果证实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特征。子研究2b采用阈上启动实验,结果发现:（1）在手机情境启动条件下,当目标词语是“运动”时,高习惯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习惯组;（2）在运动情境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在手机目标词汇和运动目标词汇上的反应时差值要显著大于低习惯组;并且在这一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目标词汇判断的正确率显著低于运动目标词汇。这表明,高习惯组对手机使用启动情境的依赖水平更高,当目标刺激和情境启动刺激不一致时,他们会受冲突控制的影响和反应灵活性的降低而导致反应时变长。这证实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情境依存性”特征。子研究2c采用阈下启动实验,结果发现:（1）在手机目标词汇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词汇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词汇反应时,而低习惯组在两类词汇上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高习惯组更易受手机使用目标的启动影响,对手机词汇做出更快的反应;（2）但是在手机情境词汇启动、手机目标词汇启动以及中性词汇启动三种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词汇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高习惯组对于手机词汇存在加工优势,而相对不受启动刺激类型的影响,因此手机目标的启动效应没有凸显出来。这部分支持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目标独立性”特征。3.特质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三的子研究3a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结果发现:（1）特质正念总体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2）特质正念的有觉知行动和不评判两个维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3）具体到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具体维度,结果表明特质正念的不同维度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子研究3b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结果发现:（1）大学生的正念特征可划分为中等正念组、不评判觉知组和评判观察组3个类别;（2）“中等正念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处于中等水平,“不评判觉知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得分最低,而“评判观察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得分最高。同子研究3a结果一致,该结果同样证实了特质正念不同维度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不同预测作用。子研究3c采用中介效应分析,考察了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特质正念不同维度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描述、有觉知地行动和不评判三个维度均能分别通过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对习惯性手机使用产生影响;（2）不反应能够通过情绪反应性的中介作用对习惯性手机使用产生影响;（3）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观察和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该研究结果从总体上契合了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4.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研究四的子研究4a采用日记法,考察了自然状态下的正念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均能显著负向预测个体每日的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并且特质正念还能强化状态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以及失控性、情境依存性、模式化和高效性的负向预测作用。子研究4b采用实验诱发法,考察经过短期正念训练,个体状态正念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通过10分钟的短期正念干预,实验组的状态正念水平得以显著提升;（2）与前测相比,实验组在后测成瘾Stroop任务中对手机词汇的反应时更短;（3）个体状态正念水平提升得越高,在手机相关词汇上的反应时越短。这表明通过提升个体的状态正念水平,有效提升了个体加工手机相关词汇时的抑制控制能力。子研究4c采用网络简易正念训练和生态瞬时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正念训练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结果发现:（1）通过每天10分钟,连续10天的正念训练,显著提升了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水平,并降低了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及其相关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问题;（2）在生态瞬时评估中,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均能显著负向预测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并且在低特质正念个体身上,状态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预测作用更强;（3）训练结束后的访谈结果表明,正念训练能够通过提升注意控制、情绪调节、自我概念以及自我控制水平进而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本研究立足于信息技术时代如何更好地应对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聚焦于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探讨了其概念内涵、自动化特征及其与不同层面的正念之间的关系。就理论意义而言,与以往研究聚焦于手机使用“问题”和“症状”的视角不同,本研究从习惯的角度揭示了一种更具普遍性、常态化的手机使用方式,并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此外,基于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本研究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为提升个体在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中的意识和自主性、探究正念在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上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就实践意义而言,本研究启示未来研究从新的视角理解人们的手机使用行为,更全面地揭示人和手机之间的关系;此外,本研究发现,不管是特质正念,自然条件下的状态正念,还是实验诱发的状态正念,或是网络简易正念训练,均能在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上发挥积极作用,这也为未来研究从正念的不同角度对人们的信息技术使用行为进行实践干预提供了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