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全球的交易模式和经济产业格局。数字科技的突破简化了交易流程,优化了服务方式,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结合不仅拓展了服务贸易的交易渠道,也使得的服务贸易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因此,关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注重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交易模式的改变以及探索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的影响对促进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出发,探究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发现中国在数字化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开展数字服务贸易存在诸多困难。其次,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两个维度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再次,从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和超保护贸易理论方面梳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和总结了理论部分之后,本文详细的介绍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与结构,可以看到,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并且出口结构不完善,更多的依赖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较少;从整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微弱,很难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占据出口优势。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现阶段,各发达经济体为了寻求服务贸易增长的突破点,也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数字服务贸易领域,不仅对本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给予多种支持,而且为了保护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对其他国家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设置了诸多限制性条件,为中国进入其他国家开展数字服务贸易增添了不小的障碍。在分析完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中国现阶段遭遇的数字贸易壁垒之后,本文以2014年至2019年6年间OECD数据库44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为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本文采取先整体后分类的方法,先研究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整体影响,之后分别研究该指数对知识密集型和非知识密集型两类服务贸易的影响。文章发现,贸易伙伴国的数字性服务贸易壁垒、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货物贸易出口额无论是对服务贸易整体出口还是对两类服务贸易单个的出口都会产生影响.其中留易伙伴国的数字性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会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二级指标中支付系统限制性指数和影响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其他障碍同样也会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限制性作用。贸易伙伴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会对中国向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正面促进作用。作为对外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货物贸易出口额的提升也会带动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但贸易伙伴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则会对服务贸易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在总结和梳理前文的基础上对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提出以下建议:加强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谈判,降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入国外市场的门槛;学习其他国家制定扶持与促进本国服务产业的政策;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贸易监管机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大力发展出口不足的服务贸易行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重点关注数字性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之前并未有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针对性研究,但在服务贸易逐渐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政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不仅紧跟国际贸易的发展潮流,而且符合中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对于数字性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和案例分析方面,很少有学者对于数字性服务贸易壁垒进行实证分析,而本文则选择利用OECD数据库44个国家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仅能够反映数字贸易自兴起以来相关政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而且还融入了其他影响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研究内容更为科学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