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与佛道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阳明学与佛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佛道在阳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资料和观点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主要弟子思想的深入解读，在纵的方面理清佛道在阳明学的形成、发展和分化不同阶段的所起的作用，勾勒出三教融摄背景下的阳明学内在发展线索；在横的方面力图挖掘出王阳明及其弟子们吸收融合佛道思想资源的内在方式，重新解读佛道与阳明学的契合点。
　　 导论部分简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重点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佛道对王阳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佛道在阳明后学分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章分析了佛道思想在对王阳明思想形成和发展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本章第一节着重分析道家道教思想在王阳明初创心学思想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文章指出，王阳明早年信仰道教，亲身实践道教内丹修炼之术。尽管王阳明最终弃道归儒，但道家道教的影响并不会立刻消失，道家道教思想是王阳明初创心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借助王弼玄学体用观思维模式，将“未发之中”诠释为“寂然不动”、“鉴空衡平”的良知本体，从而使其既为日用情感的根据，又使二者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吸收融合道教内丹修炼中的收心入静方法，将“静坐体悟”和“不睹不闻”视为最重要的修养工夫。第二节通过考察王阳明中年以后与佛教的交往过程，指出正德十年左右原本以道解儒的王阳明开始利用《起信论》的思想资源，建构了“致良知”为核心的晚期思想体系。如果说王阳明在建构“致良知”思想体系过程中只是吸收和利用了《起信论》的思想资源，而并未背离儒家一贯主张的性善论，那么他晚年提出的“无善无恶”论则过多地利用了佛教“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的内容，将心体视为超越于善恶分判之上的“无善无恶”之体，从而动摇了儒家性善论的根基。总之，在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道家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是不同的。
　　 第二章以王畿和罗汝芳为例，分析了近佛派的阳明后学的形成和主要思想特点。本章第一节首先考察了王畿求学王阳明的经历和他与佛教的交往过程，指出这位受王阳明晚年思想影响，并与佛教颇有因缘的王畿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难以摆脱佛教的影响。王畿吸收融合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王畿在延续了王阳明晚年以知觉作用界定良知的同时，改造了儒家传统的善恶观，将善界定为保有虚明灵觉的认识能力，恶界定为丧失虚明灵觉的认识能力。对比佛教的理论，这与佛教“作用即性”之说是相契合的。第二，在工夫论上，王畿参照宗密的“理顿事渐”，提出了“实悟真修”的悟修观；在唯识宗“转识成智”的基础上，提出了“转识成知”的致知观；依照《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提出了相似的调息方法。总之，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上，王畿大量将佛教华严宗、唯识学的相关理论整合到他的心学理论中来，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到工夫论对佛教理论较为全面的吸收融合。本章第二节通过考察罗汝芳与佛教的交往经历，指出他一生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来往。罗汝芳儒佛融合的具体路径是将心学禅宗化。罗汝芳在将良知当下化的同时，认为赤子之心是“心境空寂”的空无之体。罗汝芳改造良知的方法与六祖惠能“自心是佛”的说法是一致的。与此相关，罗汝芳借鉴禅宗修行论中的迷悟不二、道不用修和禅非坐卧的解脱观，提出了迷觉是一、当下即是和破除光景的修行工夫。
　　 第三章以聂豹和罗洪先为例，分析了近道派的阳明后学的形成和主要思想特点。本章第一节首先考察了聂豹对王阳明不同时期思想的取舍，聂豹认为，王阳明早期思想是其一生学问的主旨，晚期思想只不过是教人的权法。聂豹对佛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而对道家道教的态度则相对缓和，这使得聂豹更容易接受道家道教的思想。聂豹思想中的道家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将王阳明的良知诠释为道家一贯主张的虚寂之体；第二，继承王阳明早期的动静观，将良知界定为寂然不动之体；第三，直接借鉴明朝中晚期“儒道发明”思潮的思想资源，提出了虚明的良知是生成万物的根据；第四，提出类似道家道教的“致虚守静”工夫。本章第二节通过考察罗洪先的良知观和他与道教的交往经历，指出他不仅与聂豹一样认同王阳明早年的近道思想，而且与道教的交往更为密切。与聂豹不同，罗洪先主要是利用道教修炼方法丰富和发展阳明学中的修行工夫。他对道教修炼方法的吸收融合主要体现在主静和收摄保聚工夫上。总之，聂豹和罗洪先的思想是沿着王阳明早年儒道融合之路而展开的，是阳明后学道家道教化的产物。
　　 结论部分是对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的总结，同时指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王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提供一个分析阳明后学分化的全新视角，有利于把握明代中晚期学术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