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背景看,现有文献对关键治理机构董事会效用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公司自身董事会结构特征、成员特质以及行为特征等方面。随着企业逐渐呈现集团化发展趋势,对于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效用的分析存在明显不足。而对控股股东效用的分析,集中于控股股东资源支持、监督治理以及掏空效应的研究,但均假设控股股东自身治理能力保持不变,以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股权或人员等链接关系的变化作为对影响强度的度量。然而企业法人型控股股东在治理能力上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有必要从研究起点放松对控股股东治理能力不变的假设,结合公司与控股股东的链接关系,进一步完善控股股东的理论研究。从现实背景看,我国政府始终关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把控,而近年来人口红利的消失、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积累以及新一轮基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使得对发展质量的关注提到了新的高度。从微观视角看,聚集着大量优质资源、担负国计民生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央国有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期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治理改革,缓解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理改革方向。基于此,本文从上市央企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出发,从发展路径定位、日常经营决策以及经营产出效率维度,分析了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上市央企金融化倾向、异常持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逐年推开的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构建多期差分模型的检验场景。这项改革使得央企集团母公司从“一把手”负责制向现代董事会决策制度转变。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承接了国资委的大量权利,调整了国资委与集团母公司的权利关系,有效分离了央企集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调整了集团母公司内部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关系,有效分离了集团母公司决策层与执行层在人员与制度上的重合;提升了集团母公司集体决策与科学决策的能力。上述变革重塑了央企“政府-控股母公司-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为新时期沿控制链的纵深改革提供了实践参考,也有助于完善关于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有效性以及控股股东自身治理变革的理论研究。研究发现如下:首先,从高质量发展路径定位维度,分析了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所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显著抑制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倾向。从母子公司链接关系的调节作用看,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子公司金融化倾向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母子公司高管纵向兼任程度较低、地理距离适中以及母公司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组中。从作用路径来看,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通过缓解子公司代理问题以及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子公司的金融化倾向。区分金融资产属性差异发现,该项改革主要对投机性更强的金融资产持有行为产生更显著的抑制作用。区分央企功能定位,该项改革主要对商业竞争类央企的金融化倾向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该项改革显著抑制了子公司金融化对主业业绩的“挤出”效应,推动了央企主业发展,对于央企发展路径定位起到了纠偏作用。其次,从高质量日常经营决策维度,分析了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所控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显著优化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从母子公司链接关系的调节作用看,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子公司现金持有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母子公司高管纵向兼任程度较低、地理距离较远以及母公司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组中。作用路径检验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通过缓解子公司代理问题、政府干预以及促进放权,使其现金持有水平更加趋近于市场化经营公司的正常持现水平。进一步研究证实,该项改革既能缓解所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冗余问题,也能缓解其现金短缺。区分央企功能定位发现,该项改革主要对商业竞争类央企现金持有决策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优化作用。从对具体财务决策的影响看,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显著缓解了异常持现对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且突出体现在促进冗余现金向研发投资的转移中;该项改革也显著缓解了异常持现对股利分配的抑制作用,尤其通过缓解现金短缺,为进行股利发放提供了资源基础。最后,研究证实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显著缓解了异常持现对企业价值的减损作用,提升了现金的价值创造能力。最后,从高质量经营产出效率维度,分析了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所控股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显著提高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母子公司链接关系的调节作用看,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母子公司高管纵向兼任程度较低、地理距离较远以及母公司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组中。作用路径检验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通过缓解子公司代理问题、政府干预以及促进放权,提高了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主要提升了依靠非技术资源即资本或劳动力资源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且在原本更加依赖政府补贴的样本组中,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对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有助于降低对政府补贴资源的依赖,提升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区分央企功能定位发现,该项改革主要对商业竞争类央企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研究证实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推进了所控股上市公司依托较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加速了“世界一流”央企的建设。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从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视角,丰富了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已有关于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经济后果的分析,主要从代理问题、股价崩盘风险、投资效率以及盈余管理视角进行了研究。本文以推动央企高质量发展为研究背景,针对央企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金融化倾向、异常持现以及生产效率较低的问题,首次探讨了该项改革在解决上述问题中发挥的作用方向与机理。第二,在国有企业“政府-控股母公司-上市公司”的控制链中,从控股股东自身治理变革视角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现金持有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现金持有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或聚焦于政府视角,或聚焦于上市公司层面。然而在国有企业呈现集团化发展的趋势下,单独对政府或上市公司的研究,忽略了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控股母公司的重要价值。在“政府-控股母公司-上市公司”的三重控制链里,本研究首次分析了母公司自身治理机制的完善对企业金融化、现金持有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第三,结合母子公司链接关系与母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完善了控股股东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或单独考虑基于母子公司链接关系的控股股东治理效应,或单独考察作为控股股东的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的治理效应,然而控股股东治理效应同时受到控股股东自身治理能力以及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链接关系的影响。本研究引入高管纵向兼任、地理距离以及持股比例,在分析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效果的基础上,从母子公司人员、地理以及股权链接视角,分析了对主结果的调节作用,完善了控股股东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第四,综合考虑治理与管理理论,对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影响子公司行为决策的作用路径进行了拓展。现有研究多从治理视角分析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的作用路径,但除缓解代理问题外,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也调整了“政府-控股母公司-上市公司”链条中的权利安排。本文发现,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除影响监督治理外,也有助于缓解政府干预,尤其通过促进集团内部管理放权推动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打开了集团母公司董事会的作用路径“黑箱”。研究结果说明有必要继续推动国企改革从单纯的自身治理结构变革向顶层治理结构设计转移,继续优化政府放权机制,提升实体企业自主经营能力。有必要在考虑改革对象内外部条件差异的前提下,持续完善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制度建设。在以央企集团母公司董事会改革为基础的成功经验下,可以尝试在地方国有企业以及非上市央企中继续扩大董事会改革试点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