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020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碳达峰、碳中和”）。然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绿色产业每年投资需求约为3-4万亿元,而政府财政资源仅能满足其中15%的绿色投资需求,剩余85%需源于社会资本投入。在保护环境和绿色资金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亟需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新政策为绿色项目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弥补绿色资金,对于实现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绿色金融是通过创新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促进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需求的内在驱动力。在此背景下,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青睐。绿色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展较早,欧洲投资银行早在2007年发行“气候意识债券”（Climate Awareness Bond）拉开了绿色债券市场的帷幕,该债券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目。虽然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相较于国际市场起步较晚,但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并为后期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6年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元年,发行规模从零达到2380亿元,占全球总发行规模的39%,到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到2895亿元,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成为了全球市场引领者。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为微观企业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此外,与国际绿色债券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是由自上而下的公共部门制定的政策和规则推动下得到发展。但现有文献尚未聚焦于新兴资本市场考察绿色债券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为绿色债券的微观经济后果提供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从微观层面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绿色债券在发行阶段是否存在融资成本优势?如果存在,其影响因素是什么?（2）绿色债券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同时也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一种“绿色”信号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优化债务期限结构,进而提升投资效率?（3）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之后,进一步是否将资金投资于指定绿色项目中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达到节能减排长效机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绿色金融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ESG理念、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为基础,聚焦于中国自上而下的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模式,着眼于绿色债券的双重属性,以2016—2020年在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考察绿色债券市场启动的实施效果。首先,绿色债券利率的高低主要依赖于市场定价机制。虽然绿色债券具有绿色属性的特殊融资工具,但并不存在天然的利率优势。为此,从融资成本视角出发考察绿色债券相较于普通债券的融资成本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相同债券定价模式下,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显著低于普通债券19个百分点,表明绿色债券在发行阶段存在融资成本优势,并且第三方绿色认证、募集资金绿色项目使用比例以及绿色信息披露质量是影响绿色债券获得较低信用利差的关键因素。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有绿色债券优惠政策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样本中,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优势更为显著;进一步探讨了绿色债券融资成本优势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发现,在不同阶段中绿色债券均存在融资成本优势,相比于发展初期,在绿色债券市场不断完善阶段更为明显。最后,还发现绿色债券不仅在发行阶段存在较低的信用利差,在二级市场中同样存在融资成本优势。其次,探讨绿色债券融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和可信的“绿色”信号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在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样本中,绿色债券融资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更为有趣的是,绿色债券的发行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说明绿色债券作为可信的“绿色”信号使得重污染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从而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从融资约束和债务期限结构两个角度分析绿色债券融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发现,绿色债券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债务期限结构,为企业提供长期资金,缓解企业“短融长投”困境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与绿色信贷政策不同,绿色债券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长期负债,说明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得长期性资金优化了企业债务结构,进而提高投资效率。最后,研究绿色债券融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融资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并且相比于未获得第三方绿色认证和评级较低的企业,获得第三方绿色认证和评级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更高,说明绿色认证和评级水平是影响绿色债券绿色创新促进作用的主要因素。机制检验发现,投资效率包括绿色投资效率是绿色债券融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并且在环境规制较强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样本中,绿色债券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强制性环境规制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绿色债券的微观效应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具有一定强化效应。此外,从政府补助和公司价值两个角度考察绿色债券溢出效应发现,绿色债券不仅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环保相关政府补助,并且提高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首次聚焦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从融资成本、投资效率和绿色创新三个维度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投融资行为以及绿色创新的影响,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启动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2）本文研究结论为债券投资者进一步理解绿色债券的双重属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结果表明,绿色债券作为一种债务融资方式,也是作为一种“绿色”信号,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表明达到了预期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双重目标。（3）本文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制度体系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发现,第三方绿色认证是影响绿色债券融资成本优势和绿色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关于第三方绿色认证的研究,对未来完善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业规范制度,强化和统一机构在评估认证流程、评估认证内容、报告形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4）扩展了绿色金融相关理论研究。关于绿色金融政策的文献,大部分是以绿色信贷政策为例研究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关于绿色债券的相关理论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探讨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作用机理发现,相比于绿色信贷政策,绿色债券作为兼有债券和绿色双重属性的绿色金融工具,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激发企业承担环保责任积极性,说明绿色债券对绿色信贷政策具有一定互补作用。因此,本文不仅对比分析了不同绿色金融工具的实施效果,同时也丰富了绿色金融相关理论研究。本文研究成果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一方面为政策制定者持续完善绿色融体系建设,拓宽多元绿色资本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为市场参与者进一步理解绿色债券的双重属性,激发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积极性,以及进一步完善绿色债券认证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