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少数国人对西方的议会、选举、总统等制度做了初步的介绍和较高的评价。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列强政体有进一步认识,此时期西方的议院已经是常常提到的概念。早期改良派认为西方列强的富国之本在于开设议院。他们对西方议会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尚未把它视为立法机关,谈不上君主立宪思想。维新思想家在维新变法时期已经提出君主立宪思想,明确提出要“开国会定宪法”,但康梁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建言与之前的言论并不一致,这是因为由于对政体的认识落实到实践层面,为应对现实所做的变通。清末新政初期,国人对政体的认识大体分为立宪、共和及守旧三派。此一期,统治者对君主专制政体自身有所改良,革命派和立宪派论战不休,双方实质上还没有共同的前提。预备立宪时期,国人对政体的认识已经进入实践阶段,各派认识趋于成熟。统治者内部激烈争论,立宪派和革命派也进行论战。但这一期对政体的改革已关涉统治者根本利益,统治者为自己利益打算引起各方不满。晚清政体转型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统而言之,具体制度变革逼出对整体制度的要求。早期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以议会制度为特点的西方国家政体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在认识层面晚清国人基于国家本位对西方立宪政体赋予工具理性意义,以便使国家臻于富强文明,这一点改良思想家、维新思想家和立宪派、革命派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