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第五次（2000年）及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降为1.22和1.18,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年,但当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22（出生1100多万）,远低于预期的1.97。政策约束减少,生育率更能够真实反应家庭内生生育意愿。基于此背景,本文运用CGSS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中国家庭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微观家庭经济学基础,从子女的经济学属性出发,构建了预期效用视角的理论模型。假设家庭在生育决策期决策生育并投入成本,在养老回报期获得子女的经济效用和保险效用,以使夫妻在整个生命周期都有稳定的消费来源。分析结果表明:能够替代子女预期经济回馈的养老金融投资、代表子女养老回报率的家庭赡养、限定生育决策的家庭经济水平、对子女数量质量有强导向性的夫妻教育水平等四个因素会对家庭合意子女数产生重要影响。为验证这四个因素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数据,利用有序Logit模型,以意愿生育子女个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养老金融投资（包括养老保险与理财投资）、家庭赡养、家庭经济水平（包括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主观经济水平）、夫妻教水平为解释变量,控制家庭人口学、社会学等特征,并分地域、城乡、年龄等实证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家庭,城市家庭,养老保险的替代效应更加明显,但在妻子为80后及以后的家庭及中部地区家庭,显示出不太显著的收入效应;理财投资更多的反映了收入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市家庭、暂无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更加明显;认可子女赡养的家庭意愿生育更多的孩子,这在60后人群中更加显著,但在80后人群中结论相反;家庭收入与意愿子女数负相关,仅在城市家庭和80后家庭中表现出不太显著的正相关;住房面积越大合意子女数越多,但在西部家庭和农村家庭不显著;主观经济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高。另外,宗教信仰对家庭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幸福感与意愿子女数量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此外,育龄家庭受父辈影响较深,被访人母亲教育水平对育龄家庭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倡导传统家庭价值观念、降低生育教育孩子的即期成本、减轻生育对母亲职业发展影响、提升生育夫妇的幸福感都会有助于生育率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