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正实现角色的转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已转变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然而,沿线国家投资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不免产生国际投资争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国际投资仲裁为核心,但由于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忽视东道国利益、裁决不透明、裁决不一致等缺陷而饱受国际社会诟病。如今,国际主流改革方案包括司法化的多边投资法庭制度、准司法化的双边上诉机构以及抛弃国际投资仲裁的方案。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争端产生的特殊性在于主权信用风险高、地缘政治风险高、法治环境风险高。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自由贸易协定中设置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相关条款,但是缺乏统一的“一带一路”区域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此种争端主要以沿线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为据。当前,国际社会缺乏多边投资协定、缺乏国际投资组织的现状使得新机构的建立任重道远;同样,建立一个统一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并不现实。因此本文认为可依托现有双边机制解决。而沿线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经历了保守型、自由型、调整型和平衡型四个发展阶段,但是仍存在规定前后矛盾、冷静期条款模糊、仲裁范围约定不科学、未回应国际社会ISDS（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简称ISDS）改革议题的问题。本文参考渐进式改革、司法化解决、以及放弃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转而引入争端预防机制的域外经验,以期适应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要求,试图借鉴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双边机制改革,例如更新老旧双边投资协定、发布新范本、完善冷静期条款,科学设置可救济争端范围,引入调解程序及争端预防程序,将我国仲裁机构纳入可供选择的范围。同时,针对国际主流改革方案“司法化多边投资法庭的构建和推行”提出一点自身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