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纽约知识分子圈中新老文化交替的时代,新老文风相互争夺地盘的年代。二战后美国社会呈现出的激进和先锋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思潮冲击着新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桑塔格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作家,抱着与注重道德和历史价值的传统现实文学、美国浅薄肤浅的缺乏新鲜元素的文风彻底决裂的姿态。她强调以一种全新的,注重形式上、感官上的美感的,全方位的心感受力,用以挑战过时陈腐的文风。她深受欧洲深厚的、批判性强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品位,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就文艺批评的功能而言,桑塔格强调全方位地展示艺术品的透明性和丰富敏锐的可感知性,而不拘泥于对其内容的探索。对于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文化和反文化的截然对立的老派做法,桑塔格明确表示反对,并试图打通它们之间的阻隔和对立,使之彼此关联、互为映衬。她追求的境界是:在保留艺术品古老的人文价值的基础上,以全新的方式和风格对它进行阐释,全面恢复我们所丧失的对于美学价值的感受能力。在这种激进自由的社会风气中,桑塔格高举着弘扬恢复直观感受、形式大于内容的旗帜,反对因循守旧,拒绝传统的作品分析方式,以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纯粹的美感拓展全方位的审美意识展示和呈现,从而解放人的感官和思想。这种的彻底的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新潮意在打破僵化的阐释方式、树立新的给人带来美感和新鲜体验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知。桑塔格正是在这种强调表面经验展示的思潮影响下,完全抛弃了对于心理活动的传统叙述和注重故事情节的现实主义的注重现实生活反映的“深度”叙事模式,模仿以萨路特和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瓦解故事、消解人物,摈弃对现实的摹仿,另辟蹊径,转向无深度的表面叙述,开始了她的前两部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的创作。桑塔格一生中有着广泛的兴趣和不同的身份和标签。她是小说家、散文作家、电影和戏剧导演兼戏剧家,同时又积极关注政治运动,在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上演《等待戈多》。她有着哲学家的睿智和深邃,对于时尚问题有敏锐和及时的感受,深受欧洲文化和思想的浸淫,热衷于吸取美国、欧洲的作家和思想家的精华。桑塔格的虚构的作品虽然数量不算很多,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作者却钟情于小说等虚构作品:六十年代的两部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七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关于艾滋病的短篇《我们现在的生活》,九十年代的戏剧《床上的爱丽丝》,后期的两部历史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桑塔格的小说创作经历并不顺利,第二部和第三部小说之间有着二十五年的间隔,这反映了作者在先锋激进的反现实主义创作之后的一种逐渐对自身的清醒的认知,和对曾一度被抛弃的传统的小说情节和故事建构的认同和回归。鉴于桑塔格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往的研究多重视桑塔格散文作品的分析和其早期“反对阐释”的思想和对新的感受力的提倡,对于小说等虚构作品的介绍也多是对单部作品的分析和介绍,对于其虚构作品中同一主题的纵向分析较少。本博士论文研究的重点是探索桑塔格虚构作品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于死亡疾病主题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以及前后风格转变的关联。死亡作为文学母题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作家都有涉猎,而疾病作为生死之间的一种常态也常常与死亡并存于文学作品中。桑塔格的思想的既严肃又具深度,她对人生的终极归属和人生中的病痛折磨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识,这些都确凿地反映在其所钟爱的小说之中。本论文的第一章介绍了桑塔格的生平和早期所受到的欧洲作家和文化的影响。她所钟爱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有着一种阴郁深沉的文风,都对人类生命中经历的种种痛苦、彷徨与挣扎、死亡和疾病有着精彩的刻画,这对年幼的桑塔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作家毕生追求和为之着迷的主题。作者亲身经历的三次与癌症病魔抗争的生死体验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三个阶段中虚构作品对于死亡和疾病有着不同的呈现:早期作品充满对梦境中挥之不去的死亡的描摹,表现出对生的彻底的否定和颠覆,对死亡的破坏和魅力的接受;中期作品逐渐回归到对于自身身份的探索和对疾病的不同领悟和积极抗争;后期作品穿越时空,摆脱历史和现实、虚幻与真实的束缚,充满了对女性意识和身份的深邃思考。第二章主要分析六十年代的两部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该时期的小说的创作大背景是彻底颠覆性的激进的反文化的六十年代文艺风潮,深受欧洲新小说和哲学思潮影响,强调形式优先于内容的“新感受力”,体现了在倡导“大拒绝”和“主体消亡”的沉默美学指导之下与死亡强大的破坏力的高度契合。小说以超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的风格,表现了对梦幻、梦魇、濒死以及其中的一系列对生的渴望的消失和对具有强大的破坏力的死亡的欣然接受。作为纽约文化圈新人,桑塔格以其激进的意志大胆突破旧的自然主义的传统文风,摈弃了历史感和深度,只注重当下直接的感受和体验,作品中充斥着对情节、人物和时间的颠覆和创新,突出了意义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任何阐释的无效性,在打破原有的秩序后无法找到任何固定的新秩序的无奈,体现着“反对阐释”的精神特征。这种巨大的消解性和破坏性正好契合了死亡本能的摧毁一切的本源性,一切的纷乱与喧嚣最后归于静寂。桑塔格在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以先锋派的姿态体现了大刀阔斧地寻求艺术的最大解放力、祛除旧的传统窠臼的文学理想。第三章讨论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重归保守以后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和对死亡主题完全迥异的呈现。桑塔格告别了六十年代的狂飙突进的艺术理想,放弃了前期的激进主张,反而更加重视疾病和死亡对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群体造成的影响。作者本人的死亡体验更加坚定了她对于死亡和疾病的现实的思考。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有着浓重的自传的色彩,《我及其他》中的三个故事分别涉及了第一人称的“我”(很多是作者本人的亲身感悟)对于人生和死亡的认知,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有疾病的孩子和父母的心理的考验和折磨,以及同样有着心理疾病最后自杀的朋友的生活的认知和感悟。在《我们所生活的年代》中,一个艾滋病人与周遭亲朋好友的连锁反应透露出人们在心理和生活中的各种微妙变化。虽然桑塔格的短篇小说仍保持着警句的句式特征,叙事结构上的视角的突破和创新,这些故事还是有着清晰的线性的结构,而不同于前期的完全没有固定情节,或是多种可能性相互碰撞交织的复杂图景。这个时期桑塔格与乳腺癌作斗争的经历成为作者一生小说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不幸的经历反而激发了生存本能的潜力,是作者对生活充满憧憬和渴望,更关注社会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七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注重描写各种不同的人生困惑和人对疾病的抗争,表达了作者拒绝接受“隐喻”和“耻辱化”的标签,抗争死亡和疾病、留恋美好生活的积极态度。第四章是对于桑塔格唯一戏剧作品八幕剧《床上的爱丽丝》中死亡疾病主题的探讨。这是桑塔格一生都在思索的问题,这个剧本也是她所声称的一生都在准备的剧本。年届花甲之年的作者对人世沧桑和生死问题有着更为成熟的体验和认知,表现出“向死而在”的豁达与从容的人生态度。剧本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将历史和现实,虚幻与真实并置于一个舞台,描写了一个病弱但对生活及其敏感而有才华的女性对生存的探求。因为她熟悉死亡、了解死亡,更加体会到了生活是向死而在的一种表现,超越了生死的局限,这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深刻的辩证的反思。最后一章是结论,指出桑塔格在其三个时期的虚构作品对于疾病、死亡的描述反映了她在各个时期思想的不同方向和侧重点,显示了桑塔格一向严肃的道德追求和独特的审美取向。同时,要区分作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作品中有关死亡和疾病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