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实施。这是继2014年沪港通实施以来,我国再次引入外资参与深圳股市的一大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向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沪、深港通制度实施以前,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A股市场的途径十分有限,国内的投资者参与境外股市的机会也非常少。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创新,沪、深港通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研究沪深港通政策对我国未来实现更大程度开放资本市场有着优良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研究此项机制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造成的影响时,本文着重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深港通政策实施对企业员工学历的影响。面对近年来不断增加的高学历人群,一方面,企业可能需要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实力从而招收部分高学历人才;另一方面,企业空缺的职位可能不需要过多的高学历人才,全面提高招聘的学历标准大规模招收高学历人才会提高企业员工薪酬开支引发短期业绩压力。如果资本市场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一方面缓解标的企业产生的短期业绩压力,另一方面使得标的公司面临提高创新能力、长期发展以及基本面指标的压力,那么这些上市公司就有动机加大高学历人才的招聘。本文基于深港通政策促使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背景,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探究了深港通机制是否促进了上市公司招收高学历员工的比例。在理论部分,本文论述了引入境外投资者后企业将承担起股价下行的压力,倒逼企业通过创新、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加大企业改革力度等途径加大高学历员工招聘来推动自身进步。同时,境外投资者往往更加重视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对企业短期内业绩下滑并不敏感,这也缓解了企业扩大高学历人才招聘造成人力支出提高的短期业绩压力。此外,深港通的实施也有助于企业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吸引高质量的投资者并获得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的机会,为扩大招收高学历人才拓宽了资金来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择深圳股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深港通标的股票作为实验组,选择深市中非深港通标的股票作为对照组,样本的时间区间选取在深港通政策实施的前后3年,即2014年至201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手段,实证结果显示深港通政策实施后,深港通标的企业员工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相较于非标的公司有了显著提高。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进一步发现深港通政策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显著提高了这些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招聘,而国有企业受到的政策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可能在承受的长期发展与股价下行压力相对于非政府主导的民营企业而言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国资控股背景,国有企业中引入的境外投资者话语权可能更小,他们对国企的生产与经营模式、员工招聘对企业微观层面的行为影响更小。另外,深港通政策促进了大规模公司对高学历人才的招聘,而小规模公司受到的政策影响并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具有高资产规模的大公司往往处于成熟期,企业各方面财务指标都较为良好,在深港通实施引入境外投资者入股后,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更充分的客观条件去实现境外投资者的要求,诸如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信息的披露质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等。基于得出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可能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我国应该继续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促进企业招收高学历人才,促使企业在长期内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其次,在引入境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发挥微观行为改善作用时,进一步完善国内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在员工结构、内部治理、创新能力方面朝向好的方面发展。再者,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配合资本开放政策,扶持小规模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招聘行为,缓解这些小规模企业因增大的人工成本开支造成的业绩压力,为它们扩大招收高学历人才创造客观条件。在引入境外投资者拓宽企业资本来源的途径时,政策的实施方向可以聚焦于进一步拓宽小规模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这些企业的再融资成本,使得其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为小规模企业扩大高学历人才的招聘开拓有利条件。最后,针对国企,可以出台相关激励政策结合资本开放政策引导其扩大高学历人才的招聘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例如适当扩大外资在国企中的股权比例,关注境外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与发展所提出的建议与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