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凡尼的早餐》是战后美国著名的南方代表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迄今共有两版中文译本,一直列于畅销书栏。与小说本身所获得的成就相比,对其文学研究成果甚少。之前的国内外研究方向多单纯关注于人物形象、精神走向、社会环境以及叙事策略,研究角度缺乏多样化和新颖性,未见美学、诗学方面的研究,对其翻译文本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20世纪80年代以来,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接受者的地位显著提高。有别于传统译论中文本和作者高于一切,接受理论强调阅读和接受过程中读者的积极参与具有决定性作用。受其影响,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原文本读者和译文的创作者。姚斯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对原文诠释。对译作分析需要考虑到原作者、译者和目标文本读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本文选取《蒂凡尼的早餐》两版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汤永宽及董乐山的1988年译本。文中以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视域融合”以及“文本召唤”的观点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以及文本选择、分析和对比的方法,对这两版译本进行美学方向的对比研究。接受美学指引下,译者身份的双重性使其需要在原作者、译者和目标文本读者之间实现两次视域融合。首先,译者需要忠实于原作者,充分了解原作的文体风格、情节建构以及主题意义,进而填补原文本的“空白”和“未定性”,达到译文通顺流畅,符合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是实现原作者和译者的第一次视域融合。其次,译者要顾及到目标文本读者,充分考虑目标文本读者的认知能力、文化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进而使译文符合目标文本读者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爱好,强化译文的接受效果。这是实现译者与目标文本读者的第二次视域融合。显然两位译者实现这两次视域融合的方式是不同的。汤永宽多运用浓厚色彩的古典汉语呈现卡波特精炼的文字及叙事技巧,而董乐山则采用平实的语言勾勒故事情节及强化接受效果。然而,相同的是两位译者均考虑到了原文本和目标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系,诠释了接受美学的内容,并能动地选择多种翻译策略,力图完美呈现译作。虽有失误之处,但瑕不掩瑜。本文在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蒂凡尼的早餐》两版中文译本的对比研究,不仅拓宽了固有的研究思路,充分证明了接受美学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的实用性,而且肯定了原作者、译者和目标文本读者间交互作用的理论意义,为翻译策略的多样性选择提供了参考,对世界文学作品中文译版提供了借鉴。同时,本文也期待为《蒂凡尼的早餐》及其中文译本的研究添砖加瓦,进而推进杜鲁门·波特在中国的研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