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此外,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为了增加短期利润和寻求业务转型,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规模,这种“金融投资热”已经成为了我国学界、实务界和决策层所关注和探讨的重要经济发展问题,学者们在研究中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或“企业金融化”,而反映到实际企业经营活动中则称这种现象为“脱实向虚”。作为传统金融领域变革的重要产物,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独特的经济效应。数字金融重塑了企业面临的投融资环境,对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数字金融是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现有研究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研究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企业投资金融资产提供了资金支持,进而推动了企业金融化;另一部分研究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收益率差,从而抑制了企业金融化。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差异性?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层的个人特征影响着其认知模式,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管理层是企业投融资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金融资产配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层的主要特征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管理层特征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有何差异性?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管理层特征、数字金融和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涉及的高层梯队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投资替代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随后选取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管理层过度自信、管理层女性比例、管理层平均年龄等管理层主要特征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产生正向影响;（2）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强:过度自信的管理层会高估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低估其风险,在数字金融发展的背景下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规模;（3）管理层女性比例越大,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强:心理特征和职场压力两个方面影响着女性管理者,最终在数字金融的发展背景下增加了金融资产投资规模;（4）管理层平均年龄越大,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平均年龄较高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制定传统的经营策略,并且利润追逐动机更弱,因此金融投资规模较小。本研究将管理层特征纳入到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框架中,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解释了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差异性,有助于企业从金融化的角度调整优化管理层结构,同时也为政府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