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口述史、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一所乡村小学六十年教育变迁轨迹的深度描述,全面、生动地展示了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学校的变迁图景,以及在学校变迁过程中,小学校与大国家、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研究以该小学建立、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为逻辑主线,清晰地描绘了乡村学校的变迁历程,深入地探讨了变迁的方式、根源、动力和特征,展望了乡村学校变迁的走向。　　 解放初期,政治嵌入村落,一所乡村小学“应势而建”；文革时期,学校被“泛政治化”,经历“变迁之痛”；改革开放后,学校在国家的整顿和恢复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促使下,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引导下,由政府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变迁。通过对该乡村小学变迁的历史考察,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乡村学校六十年教育变迁历程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政府是学校变迁的倡导者和策划者,它最先看到学校变迁的必要性及由此带来的收益,确定学校变迁目标,制定变迁方案,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并在学校实施变迁过程中予以指挥、监督和控制,对学校变迁的最终成果和收益予以评价。　　 第二,政府主导乡村学校变迁的动力根源于学校教育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等“外生”价值。受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取向”主导,国家真正关心的是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并据此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发布行政命令等控制学校的发展方向、主导学校的变迁,以使其变迁收益直接指向经济和社会。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在后继的学校变迁中,国家应该避免盲目的政治权力渗透,实施理性的“政治干预”；并且要注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着眼于教育服务于“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学校自发变迁,实现乡村学校在国家理性政策主导下和学校自发演变相互作用下的有序、有效变迁。　　 第四,本研究通过对乡村学校变迁的考察同时发现,乡村学校滋生于乡村,但却正在日益疏远乡村,试图迈入“城市化进程”。但是,独有的乡土特征却使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乡村社会的“禁锢”。“城市化”或“乡村化”都是纠缠于让孩子离开或回归乡村,这种乡村教育功利化的思维无疑抹杀了教育培养人的本质。乡村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因此,回归教育本真,融入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于乡村儿童自身发展才是乡村学校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