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对象,对该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作了梳理,接着从文学本位出发,分析了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对诗学的启示作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战后德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关系密切。二战后联邦德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政治上各种政治力量激烈交锋,又维持了整体政局稳定;在文化上,则背上了发动战争和屠杀的精神负担。哈贝马斯在这种社会语境开始了他对现代性的反省,在对黑格尔的“和解理性”思想、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海德格尔与“世界”概念相关的思想进行整理的前提下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主体间性为理解文学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现代性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主体性”中,哈贝马斯将“主体间性”重新定义为“主体性”的核心内容,试图用这种方法推进构建现代性思想这一事业。“主体间性”的存在为交往行为奠定了基础,而它与共识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它对语言存在严重依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用“主体间性”审视文学活动可以为理解文学提供新的思路。交往行为与文学活动之间存在同构性。哈贝马斯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和韦伯的交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交往行为”概念,交往行为与文学活动存在同构性:其一,交往行为和世界之间的反思性关系与文学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相似;其二,交往行为与文学活动都具有“完成行为式”特征;其三,交往行为与文学接受的过程都具有的必然参与性。这些特点决定了从交往行为视角来审视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生活世界”提供了重新发现文学价值的契机。进入现代后,“系统”开始了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殖民化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文学生产的“工厂化”,文学产品的“商品化”和文学接受的“消费化”。而文学可以在“生活世界”中重新发现自身的价值:第一,文学可以保持“文化”的灵韵;第二,文学可以增强人们对“社会”的内在认同;第三,文学可以对抗“个性”的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