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以来,山西商帮雄踞中国商界500年,作为我国古代商帮之首的晋商,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辉煌的会计成果,为中国会计文化添上了一笔浓厚的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清晋商会计就是中国近代会计的代表。所以,挖掘研究晋商簿记报告的历史价值,保护和传承会计成果,对现代会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最为原始、最为直接的史料开展一项历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刘建民先生历时30年收集、整理的《晋商史料集成》是目前我国最为真实完整的晋商史料汇编,其中收录了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近两百年的晋商簿记报告,这些簿记报告以不同的结算方法编制,具体可分为三柱式、四柱式和龙门账簿记报告,并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渐完善。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从会计史学的角度出发,总结明清时期晋商从“三柱式”到“四柱式”再到“龙门账”簿记报告的发展过程,具体包含结算方法、内容结构和记账术语的演变,特别是盈亏结算公式的变化。具体而言,晋商三柱式簿记报告对商号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划分为“存”、“该”类,并以“存﹣该”作为盈亏的结算公式,对于四柱式簿记报告,在三柱式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关于经营活动收支情况的描述,基本固定使用“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类会计术语,以“新收﹣开除”或“实在﹣旧管”核算盈亏,龙门账簿记报告在三柱式和四柱式簿记报告的基础上,双轨制计算盈亏,即“进﹣缴”和“存﹣该”,并根据两轨的平衡关系稽核盈亏核算是否正确。通过该批晋商清单史料发现,在近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呈现三柱式、四柱式和龙门账簿记报告并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缺乏统一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簿记报告的演进将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需要。本文基于产权会计理论,结合股份制治理模式的分析,利用晋商商号的股权契约、万金账等史料,将晋商特殊的股权结构与簿记报告的发展紧密相连,深入探究促使簿记报告演进的内在动因,并揭示更复杂的簿记报告为晋商带来的竞争优势。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目前学者们对于民间簿记报告的研究一般仅限于零星的会计史料,这就使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本文所使用的《晋商史料集成》,包含丰富的契约、万金账、簿记报告等材料,有助于系统地研究明清时期簿记报告的发展脉络,也推动对晋商研究的发展;此外,郭兆斌等学者先前已对《晋商史料集成》中三柱式、四柱式以及簿记报告各自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但并未详细地研究从三柱到龙门的发展规律,以及其演进的动因,本文重点在于对清代民国时期晋商簿记报告的演进,联同股权契约、万金账等史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结合晋商独特的股权结构,探究簿记报告发展内在动因,进一步发挥了史料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