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文学革命论》的发表，宣告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的开端。主导这场文学风暴的是一群文学激进主义者，其中以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这群人文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接受过国外自然科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洗礼。作为上个世纪的新时代的引领中国风气之先的中国人,他们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反叛性和对外国文学文学思潮的极力推崇。科学观念的逐渐深入，促使进化论成为了他们的文学变迁的理论根据。适应自然界的进化论经过严复的巧妙误读，在中国成为了适应于万事万物的普遍真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五四文学激进主义者全面排斥旧文学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这样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之间人为的划出了一条界限分明的沟壑。但文学与激进主义之间的产生关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政治激进主义近半个世纪的演变、酝酿而来的。从洋务运动乃至更早的睁眼看世界的一群封建士大夫开始，为了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求强求富运动。从单纯器物层面的学习到政治体制的革命，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社会心态也呈现出普遍的焦虑，他们急需找到途径改变沉闷的局面。失败告诉他们，思想的启蒙才是首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本适用于政治领域的激进主义经过酝酿，进入文学的视野。因为文学自古所承担的使命，进化的文学观，为启蒙提供了最适宜的工具。来自异域的启蒙资源，让他们在心中勾画了文学革命的路径、方式、内容，在语言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废文言，继而在内容上展开对传统文学的排斥，以西为师，主张平民的文学。在社团力量的推动下，个人的分散的力量蔚为大观起来，形成了一股文学激进主义思潮。他们在打倒一切旧文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文学，这就是平民文学，把民众放在了文学的核心地位。他们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的同时，无可避免的带有了一些不足，甚至是致命的，比如文学线性观、文学平民化、对通俗文学的极力排斥，为文学彻底“向左走”埋下伏笔。本文试图阐述文学与激进主义之间的联系，从激进主义的角度为现代性文学的发生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