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语言学认为,隐喻与转喻只是修辞与文学当中的纯语言现象。然而,George Lakoff与Mark Johnson提出,隐喻,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纯语言现象,它对我们的概念体系还起着支配作用。他们的观点指出:人类的思维大部分是隐喻性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由隐喻结构支配,进而定义的。此后,有关隐喻与转喻的研究转向了另一个阶段。Lakoff与Johnson关于隐喻的一些的基本观点,也逐渐发展成为概念隐喻理论。Lakoff与Johnson认为,隐喻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用于广泛推理与理解的手段。隐喻的典型特征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更宽泛地说,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身是隐喻性的。这种观点与声称隐喻为修辞美学手段的传统隐喻观大相径庭。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Lakkoff与Johnson并没有直接、确切地给出转喻的定义,但是却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详述转喻。他们在书中提到:“转喻最初的指称功能,使我们能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实体,但是转喻并不仅仅是用于指称的工具,它为我们理解客观世界提供了便利”(Lakoff and Johnson, 1980: 36)。在人类社会、文化与心理现实的创造活动中,隐喻与转喻在思维活动的理解与推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隐喻与转喻的语言与思维来源于人本身的实践活动,这种观点很明确地划分了传统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隐喻与转喻是概念化的结果。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转喻是用突显、易感知、易记忆、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认知过程。词汇隐喻与转喻的产生源于人类的身体体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参照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和表达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从而形成了语言中的跨领域的思维认知方式与同一认知域内互相转换的认知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在概念隐喻与转喻的基础上进行的。人类在语言的最初使用过程中,创造并使用的第一批词汇大多是表明具体的事物。当人类从这些具体的概念之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往往会借助这些具体事物的词汇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就构成了人类的思维体系。本文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三个领域内的英语新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科技新词语、政治经济新词语、网络新词语。作为语言之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非常敏感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网络等各个领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词语伴随着新观念,新事物的诞生,不断融入人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今天,快速、有规律增长的英语词汇需要人们运用科学的手段加以描述阐释,此种科学的描述与阐释,不仅满足了理论发展的需要,更加深化了研究的实际意义。然而对于英语新词语的定义,一直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不同学者对英语新词语从不同的研究方面,给予出不同的定义。本文从新词语的两个主要描写层面,即时间层面与意义层面入手,对英语新词语的定义为:用来反应新发明创造、新现象的新造词语,以及旧词赋予新义的词语。认知语言学中,隐喻与转喻既是基本思维模式,又是强而有效的概念化工具,本篇论文拟从隐喻与转喻的工作机制入手,主要运用Lakoff与Johnson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探究在新词语形成过程中,隐喻与转喻的工作机制与此种工作机制如何促成新词语形成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关于新词语的来源、新词语的选择、隐喻与转喻作为认知手段与传统的修辞手段的差异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会在本文中一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