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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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但国内企业“走出去”依然面临一定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外交宣传不充分,国际上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仍然存有疑虑;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政局稳定性不足,社会治安较差,宗教信仰、人文风俗以及生活习惯等差异明显,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中国企业难以在这些复杂的潜在风险中保护自身正当权益,需要国家层面的沟通交流和投资制度支持。为此,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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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但国内企业“走出去”依然面临一定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外交宣传不充分,国际上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仍然存有疑虑;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政局稳定性不足,社会治安较差,宗教信仰、人文风俗以及生活习惯等差异明显,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中国企业难以在这些复杂的潜在风险中保护自身正当权益,需要国家层面的沟通交流和投资制度支持。为此,本文从领导人访问角度入手,研究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及效应得出结论,领导人访问一方面能够通过磋商,增强政治互信,促进投资协议的达成,另一方面能施加政治压力,能够使为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参与市场竞争,为其在东道国合法经营提供保护,降低东道国违约风险。因此本文认为领导人访问这种外交活动在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首先总结己有文献中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及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从总体规模、地区与行业分布的概述我国近年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总结出领导人访问频率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密切联系。所以,本文截取2003年到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途各国OFDI总量,研究领导人访问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影响及异质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领导人访问显著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两国政治关系友好的象征,具有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这种投资促进效应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首先,随同企业在访问期间会与东道国政府签订涉及对外投资的合作文件。其次,领导人通过政治磋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两国之间存在的投资门槛。最后,对寻求政治风险最小化的企业来说,领导人出访时给沿线国家传达了友好信息,给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动带来信心。(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非伊斯兰教国家相比,领导人访问给伊斯兰教的国家带来的投资促进效果更显著。(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领导人访问在当年的投资促进效果最好,并逐年减弱。在本文最后,针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建议,政府应该利用领导人访问机会,加强外交宣传和谈判,通过政治影响改善双边关系,完善风险预警制度,企业应运用好中国政府的有关优惠政策,从自身入手提升投资管理水平,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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