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研究,对比了西奥多·德赛莱所著《嘉莉妹妹》的两个中译本里的创造性叛逆,进而来探讨不同译本中创造性叛逆的不同是译者主体性差异的表现。翻译活动是复杂的,它既是模仿,又是创造;既是语言的,又不仅仅是语言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研究重心逐渐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向对目的语文化的研究,对翻译主体因素的关注也随之增加。翻译逐渐被看作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创造性和叛逆性必不可免,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应运而生。“创造性叛逆”一词最早于1958由法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他主张创造性叛逆存在于所有的翻译中并赋予原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既要再现充满异国情调的原文内容与艺术审美,又要做到与原文语言形式的对等,忠实对等和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共存。而且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其背后有着深层的理由和动机。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与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有着紧密的联系。作者试图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解释《嘉莉妹妹》两个中译本里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本文通过对比裘柱常和王克非的两个译本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创造性叛逆发现他们存在很大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得出正是因为两位译者在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文化立场及创造力这些主体性方面的不同才使得其各自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两个译本的译者通过充分发挥其主体性,选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通过增添、删减、改写、文化过滤等手段来实现对原作的再创造。总而言之,两个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其主体性的充分体现,同时译者主体性也构成其创造性叛逆的深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