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而建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主要负责研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相关政策。伴随时间推移,这一机制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从最初单一的政策论坛最终发展成为涵盖国安会正式会议、国家安全顾问、国安会幕僚以及国安会委员会四部分的立体化结构。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重要诱因之一便是冷战的外部压力,但其却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冷战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在冷战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安会的组织架构始终处于看似无迹可寻的剧烈变动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种变动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管理理念间进行取舍的集中体现,其存在着明显的线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追溯从杜鲁门政府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轨迹,探究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主要动因,并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鉴于美国国安会至今都占据着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厘清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该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实质,进一步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决策产出的进程,为我国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略。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政府管理学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等学说的基础上,对美国官方的揭秘文档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试图说明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尽管国安会系统在整个冷战时期的架构和机制不尽相同,但其运作理念却始终摇摆于“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模式之间。而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的模糊描述是造成这种窘境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决策层对外部冷战环境的评估和感知、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安会的塑造以及“第三方”监管集体对国安会机制的影响是造成美国国安会始终处于变动的三大因素;最后,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在“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国安会运作理念间寻求的一种“动态平衡”。由于蕴含在国安会内部的机制困境并未得以解决,因此虽然“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其在本质上仍是十分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