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的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身份的体验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与显性采访相比较,隐性采访能更有效地揭露社会阴暗面,曝光不法行为。这种采访方式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增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从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然而,隐性采访在给受众带来了新鲜刺激的新闻报道、给媒体和记者带来了利润和声誉的同时,也给隐性采访者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和烦恼。隐性采访中隐瞒身份和采访意图的做法以及隐性采访的不当使用或无度滥用,极易导致对包括人格权、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无谓侵害,这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其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认为关于隐性采访存在合理性的问题,必须而且首先应当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剖析和把握。隐性采访主体通过使用传媒技术使采访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实在的变化,这使新闻采访具有了多侧面的及物性,并在不同层面上摆脱了新闻传媒的工具中立性而具有其价值取向。隐性采访揭露真相、发布事实与适度曝光(包括个人隐私)之间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换言之,揭露真相与适度曝光之间不存在事实判断中“真”与“假”的问题,更多地是价值上的“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由此出发,针对社会和理论界对隐性采访的道德质疑,本文对其存在合理性进行道德辩护。然而隐性采访存在合理性并不能为其使用不当或滥用的现状开脱,使之成为理由。为此,文章着力分析和揭示了导致隐性采访负效应出现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在隐性采访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这对于隐性采访目前面临的尴尬局面的解决更是至关重要。同时,进一步探寻对隐性采访进行道德制衡的具体路径,从而防范与应对隐性采访的不当使用以及滥用,这将对解决隐性采访实践中日益激化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