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乡村人口大量外流的背景下,集体行动缺失,乡村组织的解体困境普遍存在。乡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往往令乡村难以保持有效的组织构造,但在一些有着特殊地文特征的乡村,依然存有活跃的乡村组织,它们的存在为破解流动社会中乡村的“组织困境”提供了思路。本文研究的华南侯乡的乡村组织正具有“流而不散”的特质。基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本研究结合结构化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建构理论框架,以“制度结构—组织结构、行动体现—行动逻辑”为分析思路,以“文化再生产”作为分析要素,讨论改革开放至今的侯乡的乡村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以及其保持存续并发展的逻辑、成因,由此讨论流动社会对于乡村社会组织的重构意义。研究发现如下:第一,侯乡的乡村社会组织伴随着制度结构的变迁出现了转型,体现了新旧的延续与交接。伴随着流动的加强,传统乡村组织出现衰弱态势,但也在适应性转变,向现代社会组织转向。新兴的现代化的乡村社会组织开始在侯乡生成。宗族组织、精英组织、民俗组织等凸显全新形象,是侯乡内生的文化、秩序适应现代化的体现。此外,组织的边界在不断地跨越和扩宽,内涵逐渐丰富。侯乡乡村组织在快速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延续与发展,展现了乡村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适应与调整能力。第二,侯乡社会组织在变迁中遵循着“结构—行动”的二重互构逻辑。在流动性等影响下,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制约行动者行为,另一方面也让行动者产生调适性。面对流动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动,组织中的行动者选择新的资源和规则来重塑组织结构。行动者们将旧有的组织文化、符号等改造、创新,再生产为新组织的动力和行动的表征,使得在流动性和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组织化行动依然在侯乡有生成的可能。第三,深层次分析行动者行为的动因基础,发现:地域文化资源的流传、改造与创新,也就是文化的再生产,是侯乡组织化行动的驱动来源。侯乡的地域文化中包含着构建多层次的共同社会组织这一文化传统。在时代的变化中,其不断再生产并移植进新的形式,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独特文化。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推动形成了乡村行动者的认同心态,行动者结合自身所处的地位及外部环境变化,重塑行动脉络。落实到组织结构的变化上,就呈现为侯乡社会组织延续、改造以及新型乡村社会组织的出现。侯乡乡村组织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延续与发展,展现了乡村及乡村文化在制度结构的变迁之中保有的内生动力与活力,提供了一种乡村文化作为媒介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新思路,也为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归属、城乡共融发展等提供了一种新乡村共同体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