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著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三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著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