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一大主要途径,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离不开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文化输出使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这一趋势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全球化也使中国的民族文化面临挑战,全球化并不是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因此,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显得尤为重要。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迄今已有两千多年,作为记载孔子主要思想的儒家经典之一的《论语》,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哲学名著,它的翻译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论文以《论语》的译者为个案,在对全球化语境下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分析中展开论述,以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地位的突显开篇,点明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即: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是在其静态构成和动态运动中起作用的。正是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身份的日益突显,引发了对译者民族文化身份的研究与思考。正如翻译历史的进程一样,译者民族文化身份也是一个既有动态又有相对的静止的过程。论文在理论部分从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的静态构成,即译者的生活时代、个人经历和文化气质等方面,利用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目的论,研究译者民族文化身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突显译者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全球化加重了译者民族文化身份的外向性与开放性。各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并不是一旦形成便静止不动的,它是不断发展不断充实的延续体,它在其社会内部代代相传。当一种外来的文化身份被视为消极或对本民族不利时,就可能受到抵制因而难以进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体系: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出于政治或文化心理等原因,还会去塑造其它民族的文化身份。用“塑造”一词是因为它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或并不能真实再现异域民族的文化身份。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何才能“塑造”另一个民族文化呢?那便是通过翻译。因为翻译能够塑造出异域的特定形象,为反映本国本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服务。因此,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又是开放的。这反映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就是归化与异化的统一。论文分析部分结合理雅各、韦利以及庞德英译《论语》,首先从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体现:意识文化观念角度,分析译者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及个人气质在具体的文本操作中的作用。例如,理雅各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翻译儒家经典是为其调和耶儒、以耶补儒的弹性传教策略服务的。目的是帮助传教士理解中国人的圣书,形成对儒学的了解之同情,化解中国人的敌对情绪,引导他们“离开孔子去寻找另一位导师”,理氏初译《论语》时对孔子评价不高,但其译文力求客观公允,较少个人偏见。理雅各翻译儒经的目的决定了其经典阐释要充分反映中国儒经学者的观点而非西人或译者的看法。只有这样,传教士才能以其儒学知识甚至儒者身份赢得满清士民的尊敬,进而对其施加影响。通过对三个译者的译文的比较,进而分析在这些不同译者背后的民族文化身份方面的原因。然后,讨论拥有不同民族文化身份的国内外译者,对《论语》中特定文化信息词汇的不同解读。论文在结论部分,结合《论语》中重要思想在海外的传播,阐述我国译者应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然后,就目前东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阐明译者要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重要性。总之,全文以文化转向为立论依据,利用翻译研究的目的论,依托《论语》英译本,寻求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定位。作者认为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由文字层面到文化和政治层面上转换的表现,这就弥补了翻译研究面对的狭窄的纯语言文字的困境。再者,从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中定位译者民族文化身份,指出译者有责任在翻译活动中坚持民族文化身份,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同时注重外向性与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