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的形态也已经开始转变,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再次强调,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在经济粗放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大肆举债投资来拉动GDP增长,而城投债就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手段。在几次经济危机地刺激下,城投债规模迅速膨胀,隐性信用风险开始逐步暴露,这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同时也对已经明确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产生了现实性的威胁。在此大背景下,本文从城投债规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城投债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得出结论及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地方政府是联系起城投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中介,因为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双重主体”的作用——既是城投债的发行主体,也是承担起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主体。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合理把握城投债规模引起的信用风险的界限,合理运用城投债募集的资金并投资于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同时保障资金利用效率的高效,那么城投债理论上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合理控制城投债规模迅速扩张带来的信用风险,无法合理运用募集资金,就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还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浪费,最终对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阻碍。具体到各个省份,现实条件就是各个省份的资源禀赋并不相同,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也并不一致,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债进行融资的成本有高有低,投资方向也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城投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省份的表现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大陆地区30个省市、2007年到2020年共14年的城投债规模数据;同时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选取五个一级指标、二十五个基本指标,通过熵权法来计算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以此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然后,本文通过建立相关线性计量模型对城投债规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整体和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城投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全国层面上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并存在地区差异性。具体来看,城投债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此外,本文进一步引进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单一省市城投债规模对其他省市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在最终使用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结果中,发现某单一省市的城投债规模扩张,会对自身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与线性回归结果一致;但另一方面,城投债规模能够显著促进周围省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具有新颖性,之前的学者多是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城投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切入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而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城投债规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以往进行地区差异研究往往是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部分,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研究省市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文献和实证结果综合来看,城投债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特别是募集资金投资于能迅速拉动GDP的基础设施领域,以及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效,这都导致城投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发生了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结论,在控制城投债规模在合理水平方面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引导城投债募集资金投向更高效的领域,为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