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为主动接受外界监督,消解外界对检察权运行过于封闭、司法过程不透明等方面的质疑,自上而下创建的一项司法制度,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人民监督员制度自创建以来,先后经历了2003年试点试行、2004年扩大试点试行、2010年全面实行、2015年选任管理改革、2019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督范围改革等五次结构与功能的改革调整,逐渐形成了“创建—发展—探索—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将沿着“改革—发展—探索—改革”的轨迹继续发展。经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后,人民监督员制度原有的监督基础已不在检察机关,制度能否在检察体系内继续发挥功能,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18年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明确人民监督制度将在检察体系内继续保留,这也是该制度在法律层面上首次被予以确认,解决了该制度运行只有司法解释而缺乏法律依据的被动局面。同时,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通过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将检察机关所有的检察活动都纳入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回应了该制度将在监察体制改革后被废除的质疑。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后,检察机关法定权力有了很大的扩张,并主张成为主导司法活动的主导者。检察机关依靠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其成为司法活动主导者的主张,具有了法律层面的现实可能性。检察机关依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定刑期的量刑建议权、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等法律制度,在司法流程中获得很大的话语权,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机制改革中的审判机关产生冲突,并有明显的权力扩张且缺乏有效监督的趋势。与此相反,检察机关却在非法证据排除、遏制刑讯逼供、监督侦查机关依法立案等方面,存在法律监督职能履行不充分、过分依赖法条等问题。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不仅需要外部监督功能进行制约,同时还需要借助外部监督的支持功能对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进行强化。与其他外部监督相比,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相比于人大的权力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打破“权力机关不宜介入司法个案监督”的界限,防止监督者成为检察官之上“检察官”的预期功能,通过个案的监督使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得以彰显;相比于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理性和稳定的特点,不会产生舆论绑架司法的“媒体审判”问题,具有将民意平稳地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检察活动“情理法”融合的预期功能;相比于辩护律师群体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更具“他在性”的优势,符合“正义是为他人获利而非自身利益”的要求,符合独立第三方的公正性;相比于“检察一体化”之下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最大限度地维护案件承办检察官的独立性的预期功能,以及更符合司法案件亲历性要求,避免检察机关内部新的“行政化”问题产生。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客观功能与预期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作为应当对检察权进行有效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制度实施流于形式的现象已背离了制度的预期功能。这种情况与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在进行强制起诉、专家辅助人制度改革前的状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民监督员制度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于该制度存在监督范围泛化、人民监督员的代表性不足、监督力度弱化、启动监督被动化等制度结构问题。这些制度结构问题的存在造成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被边缘化,仅具有民主宣示功能等现实困境,并由此进入到“监督效力弱化—不受重视—边缘化—监督效力进一步弱化”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司法实践中,人民监督员制度契合了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要求,符合权利意识觉醒下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功能需求,符合司法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相统一的逻辑要求。笔者借助于功能主义独特的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与分析问题的方式,在论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预期功能,以及对预期功能实现的困境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深化改革提出一些构想。通过对制度的深化改革,使该制度在预防冤假错案、制约与支持检察权行使、畅通检察机关吸纳民意的通道等方面发挥制度应有的功能,使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一同在追求司法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