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申丹，2002：7)。文体分析的方法实用性强，适合引入翻译研究。本文旨在把文体分析的理论运用到《瓦尔登湖》两个汉语译本的系统对比研究中，来探讨文体分析的方法在散文翻译批评中的作用。作者选取徐迟的译本和杨家盛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描述它们在文体特征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分析其不同的文体效果，并考察两个译本存在文体差异的原因，以达到公正、客观地评价它们的目的。作者首先阐述了文体分析的性质、目的及其所包含的要素。文体分析通常关注文本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文学文本中，为表达一定的意义，其语言运用的独特之处何在。这就牵涉到要把一个文本的语言和常规类型的语篇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文体分析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比较性的研究活动，它可以应用到《瓦尔登湖》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中。文体分析的目的：一在于说明文本为什么具有其特定的意义，以及这一特定的意义是怎样产生的；二在于阐明该文本为什么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本文作者力图在研究中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诠释两个译本的意义，然后阐明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其中第二个目的更难实现。文体分析包含语言描写、文本诠释和价值评价三个要素，本研究融入了这三个基本要素。此外，作者还对不同的文体观进行了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为分析两个译本不同的文体效果，本文只对二者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重要的区别性特征进行描述和阐释。作者接下来介绍《瓦尔登湖》的内容、风格及其两个汉译本。一个由徐迟继1949年翻译之后于1982年重译，经上海译林出版社于2004年再版发行；另一个由杨家盛于2004年翻译，经天津教育出版社于同年出版。本文将对这两个译本中的词汇、句法和语篇特征进行对比。作者从语体的正式程度、表情意义、语言表达是否能为当代的读者所接受及其重要词汇的出现频率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两个译本在词汇层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所选取的语料，作者发现以下几点：首先，杨译本中的选词不及徐译本中对应的表达正式；其次，杨译本中的选词更富有感情色彩；再次，徐译本中的有些表达在现代汉语中已不那么常见；此外，“人类”和“大自然”这两个重要的词汇在杨译本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徐译本。从句法层面来讲，徐译本中存在普遍的欧化现象，而杨译本则没有表现这一特征。本文主要从句子的结构和主语的使用情况着眼，对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对当代的读者来说，徐译本中的句法与当代汉语的句法有一定距离，读起来不自然；而杨译本中的句法则相对灵活，更容易为当代的读者接受。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两个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存在差异的内外原因，主要是由汉语所受的外部影响和内在变化所致。自从开展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书面语不断受到印欧语言，尤其是英语的影响。当时汉语通过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被英语“感染”了，出现了欧化趋势。除了外部因素以外，汉语本身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徐译本中的一些词汇可以被当时的读者接受，但现在这些词汇已很少用，甚至已被淘汰。相比之下，杨译本中对应的词汇当今的读者则更熟悉，更容易接受。此外，口语化表达是当代散文语言发展的总趋势，这正是杨译本中的词汇不像徐译本中的词汇那么正式的原因之所在。在语篇层面，作者研究发现，徐迟以单词为翻译单位，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其译本基本上遵循了原语语篇的范式；杨家盛则更多的考虑了语篇层面，对原语语篇的范式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并且还考虑到了语篇意义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译本更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更容易为当代的读者所接受。作者在事实依据的基础之上，得出如下结论：①．杨译本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富有生态意蕴，其语言形式更容易为当代读者所接受。②．杨译本主要以译语为中心，徐译本则主要以原语为中心，所以杨译本读起来更像汉语本族文学作品，而徐译本读起来则更像是翻译文学作品。③．与徐译本相比，杨译本所传达的意义更贴近原作。最后，作者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旨在给文体分析在译本对比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运用文体分析进行译本的对比研究时，不仅应该描述和解释译本的文体差异，还应该探寻导致这些差异的内外因素。此外，作者还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是当前很热门的话题，所以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瓦尔登湖》的生态文学价值已经得到认可，但其汉译本的系统研究却很少有人做过，对于杨译本的系统研究，迄今为止尚无人问津。作者希望通过这一生态文学作品《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个案研究，能引起中国翻译学者对该类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研究的兴趣。然而，本研究是徐译本和杨译本的系统对比研究的初次尝试，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