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步入新阶段,2015年后,服务业生产总值对我国GDP的贡献已超过一半,产业发展重心逐渐由工业过渡到服务业。根据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要求,合理的产业结构将更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而当前的国家政策也鼓励服务业走向高端化。由于服务业内业态丰富多样,单提高生产效率只能带来产量的提升,而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将资金用于培养高效益行业,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FDI和国内金融机构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国家不断推动金融改革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格局的背景下,研究FDI和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实际价值。在总结现有文献对FDI、金融发展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之后,本文首先界定了所要研究的中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涵,随后阐述了FDI提升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扩大资本向高效益行业输送规模以及提高资本向高效益行业输送速度,随后探讨了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对于FDI发挥功能的调节作用。为了明确三者的发展情况,本文从规模、结构和评价指标三个方面分析了FDI和金融发展的现状,并借鉴Wurgler的投资弹性系数模型测算了2005-2017年全国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为了验证三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根据实证检验结果,FDI通过提升技术溢出强度及资本市场活跃度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施加了正向影响,FDI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之后显著减小,根据进一步讨论中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结论的主要原因是,在金融发展较快速的阶段,FDI和金融体系内的资金在服务业中出现了配置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趋势,导致高效益行业发展动力欠缺,固定资产的配置效率出现了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