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收费、管理是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元,以省际收费站为转换门户,各省形成相对独立的内部网络体系。高速公路上跨省通行的车辆行至省际收费站时,必须降速、排队、缴费。在高速公路车流量不断迅猛增长的今天,省际收费站的存在,犹如高速公路上一个个“肠梗阻”,制约着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每逢节假日车流增大时,省际站附近的高速公路常常拥堵成长达数公里的“停车场”,引发社会的怨声载道。为打破高速公路区域网络格局,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决定在川渝开展试点,于2018年12月28日撤除川渝间十条跨省高速公路上的省际收费站,并将根据试点效果,有序向全国其它省市推广。省际收费站的撤除,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也改变了高速公路特有的封闭性,重庆高速公路以往实行的“出口管控”执法监管模式,势必裂开一个监管漏洞,穿梭于两省之间的违章违法车辆,尤其是具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超限货车将变的缺乏监管,带来高速公路执法监管的盲区。面对省际收费站的撤除这一新变化,高速公路交通执法部门的如何有效治理超限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挑战。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的超限运输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共治理理论、源头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依据,对治超困局进行成因分析,然后结合重庆市及其他省市在治超方面的经验举措,并吸收当前不断发展的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交通技术,以川渝省际间的Y高速公路为分析例子,总结提出对重庆高速公路超限运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一）建立和深化源头治理机制;（二）强化协同治理机制;（三）提升科技治超水平;（四）强化一线执法力度;（五）善用超限治理的市场化手段。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推进省际站撤除这一新政背景下的重庆高速公路的超限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