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源与形成来看,产权并不仅是国家强制界定和实施的一种私人之间的合约,它还是基于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而演化形成的一套关系与规则。产权的稳定性依赖于国家权力对其保护的有效性,而国家的治理则建立在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之上。本文的研究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即在面对带有剥削性质的以高租佃率为主要特征的租佃关系时,佃农为何没有形成对地主明显的反抗行动?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四川省乐至县三教观村为研究对象,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阀下,深入阐述产权与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探索基于产权占有为基础而形成丰富租佃关系的传统小农村落如何实现自我治理和运转,分析其内在的治理机制和实现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在国家政权弱干预的状态下乡村社会何以实现有序运行与有效治理。本文的研究沿着产权占有与产权依附、社会期望以及相应的治理形态这一主要线索展开。从实证调查来看,三教观村产权的占有多是由于早期村民通过开荒、继承与买卖等方式而形成,产权占有者依据田地、房屋、堰塘等的产权而行使使用、收益和处置等权利,并最终基于产权占有而形成个体性权威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村落社会的公共权力。缺失产权的群体则依赖于田地租佃而生存,形成依赖于产权占有者,即地主而生存的群体。不同于同期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的租佃关系,三教观村及其所在当地的佃农面临着极高的租佃率以及包括押租、称租等各类形式的租佃负担和租佃压力。此外,在农业耕作生产过程中,佃农还面临地主较为严格的监督或管制,总体而言,地主和佃农之间处于一个社会地位不对等的位置,形成地主对佃农的权力挤压。但面对地主阶层所施加在身上的高租佃率与权力挤压,佃农群体并没有表现出对地主阶层明显的反抗,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佃农基于生存逻辑而对地主阶层存有产权依附以及基于发展逻辑而对个体前途怀有社会期望,两者共同的原因促使佃农接受既有的权力格局,进而实现了村落社会有序的运行。本论文基本的研究结论是:第一,产权依附和社会期望是促使佃农在面对高租佃率时不反抗地主的重要原因,正是基于生存逻辑上的产权依附以及基于发展逻辑上的社会期望,稀释了佃农反抗地主的潜在因素。此外,地主对佃农的道义性补偿也在此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二,产权结构影响乡村社会的治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与产权结构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乡村社会和谐有序的运行既不是受单一主体的影响,也不是受国家权威的主导,而是多种乡村社会主体共同影响和促成的结果。第三,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相较于西方产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中国基层社会的产权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依附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产权主体内部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产权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性。第四,产权还具有稳定性与脆弱性双重属性。产权的稳定性建立在法律和习俗的规则之上,由此带来产权的一个功能是“期望的稳定性”。产权所有者可以通过“期望的稳定性”进行持续的改进,以便获得合理的回报。但与之相伴的是产权的脆弱性。产权虽受法律保护,但若村落社会中的人们不信任与不遵守相应规则,产权也会面临威胁。本文关于产权与治理之间关系与逻辑的探讨启示我们,产权形态及其关系的变动具有整体效应,关联多项乡村规约及国家制度,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确立稳定的边界、形成稳定的秩序的同时,要进行多重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以产权为基础而形成村落秩序是传统乡村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各活动主体受到传统、习惯及经验的支配,通行于村落中的社会规则为大家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和条件,这种活动机制对各主体具有规范与整合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规范和整合的力量虽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底色和惯行的力量却深深内化于主体者的内心,影响并支配着主体者的行动,因此,国家在制定产权规则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乡村惯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