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在贿赂犯罪治理过程中，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较弱。立法上行贿罪特殊宽宥的量刑设置和司法上“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理念让行贿人在量刑过程中得到大幅度的从宽处罚。针对该问题，本文选择以刑事政策分析为背景，提出行贿罪目前存在量刑畸轻、失衡的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佐证。在此基础上，结合对量刑理论的利弊评析，分析得出行贿罪规制不力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我国行贿罪刑事政策历史流变的梳理。本文通过对当下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分析，指出当前的刑事政策存在的弊端，以及这样的弊端造成了行贿罪量刑畸轻、失衡的结果。
　　第二部分是对行贿罪量刑的实证分析。本文以四川省378个行贿案例判决书为样本，运用法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案情和裁判结果的分析，以统计分析的方式，得出《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行贿罪量刑规制不力的问题现状。
　　第三部分是对行贿罪量刑的理论分析。本文在对“并重说”和“区分说”述评的基础上，通过解释论的角度解读《刑九》的修改，运用刑法解释学的方法论证行贿罪量刑畸轻、失衡主要不是立法上的问题，而是司法适用上的问题。学界的理论之争多是聚焦于立法修改上的博弈，这不仅造成持不同学说的法官在具体量刑时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行贿罪的治理重心。本文认为应当以“并重说”为政策指导，以“罪责刑一致”为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受贿犯罪并重打击，不能功利地为了查处受贿而对行贿人无限宽宥。
　　第四部分是本文针对行贿罪过度宽宥，量刑失衡的问题给出的对策建议。通过构筑“又严又厉”的基本刑事政策和“零容忍”的具体刑事政策，以及在司法中确立行贿受贿并重的理念，规范从宽情节认定与适用，限制缓刑的适用和公开量刑结果，加强裁判说理等调适措施，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畸轻，从宽滥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