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融资平台营运状况不透明,加上政府通过它大量借贷进行投资,导致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加剧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威胁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在此背景下2014年中央要求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一定程度上倒逼融资平台进行市场化转型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但大部分融资平台仍未摆脱与政府的联系。自2017年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观念以及2018年要求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以来,多地发文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融资平台由此正式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但市场化转型初期融资平台仍然会面临积累的债务风险,因此有学者从债务角度出发,通过构建风险贴近度指标,探讨融资平台财务比率或所在城市经济指标对风险的影响,并根据这些结果提出融资平台转型意见。还有学者从现实出发,总结出了包括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参与PPP模式等在融资平台转型的路径。尽管这些研究对厘清融资平台债务和转型路径很有帮助,但对融资平台具体的行为关注较少。而本文从融资平台转型的具体业务出发,将产业聚集机制纳入政府融资平台转型的研究框架中,利用2016-2020年融资平台市场化业务营业收入数据以及城市数据构成市级面板数据,探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转型是否能够带动当地产业集聚的问题,拓宽了研究视野,并且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为此本文首先从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历程出发,总结出融资平台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对土地相关收入依赖严重和其他业务毛利率低,并且在2014年监管加强后,融资平台发展受限,运营上日益困难。再加上中央要求地方化解隐性债务问题和高质量发展,业务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驱动要求融资平台进行市场化转型。接着本文对包括区域分布、转型数量、转型年份和业务开展状况在内的融资平台转型现状做了梳理,整体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约有五分之一的融资平台处于转型之中或转型成功,其中从事批发业的较多,制造业其次。同时还介绍了绵阳市的融资平台转型案例,并总结出一种转型模式,该模式的好处在于能够吸引产业聚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进行实证之前,本文通过介绍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引入产业集聚的基础机制,同时结合相关研究提出了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对地方产业聚集的影响机制。接着本文根据融资平台转型方向以及转型案例提出了三个假设,并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整体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对区域内批发业和制造业的集聚都有着积极作用。批发业方面,整体上该地区融资平台转型批发业对批发业集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不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四川、湖北和安徽三省,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全样本,说明在转型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平台转型对批发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在引入核心解释变量二次项后,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这三个省份的政府融资平台转型批发业与批发业的集聚呈倒U型关系。而其余省份的政府融资平台对批发业的集聚影响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制造业而言,在政府的支持下,融资平台引入头部企业或发展成为头部企业的确能带来地方制造业聚集度的提升,并且这种效应在区域间可能不存在显著差别。